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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一九三九年八月至十月。
科斯特洛的钱来得比丘吉尔预想的快。
见面后的第二天,科斯特洛的手下就送来了一个信封,里面是三千美元现金,说是“首相先生这个月的活动经费”。
第三天,科斯特洛的一个律师来了公寓一趟,带了一份租赁合同——五月花酒店八楼那套套房,就是丘吉尔以前住过的那间,科斯特洛替他重新租了回来,租金从科斯特洛的账上直接划。
第四天,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了西北区那栋旧公寓楼下,司机把钥匙递给丘吉尔,说“科斯特洛先生借给您用的”。
丘吉尔站在楼下,手里攥着车钥匙,看着那辆锃亮的黑色轿车,站了很久。
然后他把钥匙收进口袋,拎着箱子上了车。
丘吉尔搬回五月花酒店的那天,天气很好。阳光从云层里漏下来,照在酒店门口的遮阳棚上,把金黄色的流苏照得发亮。
门童认出了他,跑过来帮他拎箱子,脸上的表情很微妙——既像是欢迎,又像是在打量。
丘吉尔没有理会,他走进大堂,走到前台,报了自己的名字。
前台经理查了一下预订记录,脸上的表情立刻变了,从礼貌变成了热情。
他亲自把丘吉尔送到电梯口,说“首相先生,欢迎回来”。
丘吉尔点了点头,进了电梯。电梯门关上之后,他一个人站在里面,看着楼层数字往上跳。
和几个月前那次坐电梯往下走的时候,是同一个人,但感觉完全不同。
那次他觉得自己再也起不来了。
这次他觉得——他还有牌可以打。
搬回去的第二天,丘吉尔就开始发请帖。请帖是他亲手签的,用的是酒店里最贵的信纸,信封上烫了金边。
他给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发了——那些在他破产之后消失了的银行家、工业家、参议员、将军、记者。
请帖上的话写得很客气,说“值此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之际,鄙人希望与诸位共商时局,特备薄酒,恭候光临”。
没有提钱,没有提投资,没有提任何具体的事。
就是一场酒会。
一场普通的、体面的代表着丘吉尔重回这个上流社会的酒会。
第一个回信的人是纽约的一个银行家,姓惠特尼,花旗银行的前董事。
他在丘吉尔最有钱的时候是常客,在丘吉尔破产之后消失了三个月。
他在回信里说——“很荣幸收到邀请。我会准时到。”
第二个回信的是芝加哥的一个肉类加工商,姓阿姆斯特朗,他的公司在战争期间靠供应军粮发了财。
他说——“久违了,首相先生。我会带一瓶好酒来。”
第三个回信的是一个退休的海军上将,以前在海军部跟罗斯福共过事,现在是华盛顿好几家军工企业的顾问。
他说——“我一直想跟您再聊聊。见面谈。”
酒会办在八月的一个周五晚上。
五月花酒店的宴会厅被重新布置了一遍,桌上摆着鲜花和银器,侍者端着香槟和威士忌在人群中穿行。
来的人比丘吉尔预想的多——三十多个,把宴会厅坐了个半满。
有华尔街的银行家,有中西部的工业家,有南方的棉花商,有几个参议员,有两个将军,还有几个丘吉尔以前没有见过但在华盛顿很有分量的面孔。
丘吉尔站在门口,跟每一个进来的人握手,叫出他们的名字,问他们的家人怎么样,问他们的生意怎么样。
他的记性很好,好到让那些被叫出名字的人觉得——这个人真的记得我。
酒过三巡,丘吉尔站到了讲台前面。他举着酒杯,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话。
这一次他没有讲“自由世界的未来”,没有讲“大英帝国的荣光”,没有讲那些空泛的大道理。
他讲的是时局——具体的、切身的、跟在场每一个人都有关的时局。
他说了三条。
第一,日本投降之后,联军在太平洋上的运力有限,短期内不可能发动大规模登陆。
第二,美共东线的补给线虽然恢复了,但兵力不足,要发动全面进攻至少还需要半年以上的准备。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他说,“诸位,现在最缺的是什么?
是信心。市场缺信心,投资缺信心,华盛顿缺信心。
谁能在现在这个时候稳住阵脚,谁就能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占住先机。
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一个例子——我破产了,我又站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恐慌是暂时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撑得住,机会就还在。”
他举杯,说了一句——“为了信心。”
台下的人跟着举杯,说——“为了信心。”
酒会结束之后,有几个人没有走。
他们围在丘吉尔身边,问东问西。
惠特尼问他对铁路股的看法,阿姆斯特朗问他对粮食期货的判断,海军上将问他对太平洋局势的预测。
丘吉尔一一回答,措辞谨慎但态度明确——他没有说“肯定涨”,也没有说“肯定跌”,他说的是“我认为有机会”“我看好这个方向”“这个领域值得关注”。
那些围着他的人听得很认真,有人掏出小本子记,有人点头附和。
丘吉尔站在他们中间,手里攥着半杯香槟,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笑容。
他忽然想起了科斯特洛。
科斯特洛说得对——他有一张好嘴,有一个好名字。
他用这两样东西敲开了门,门里面的人就愿意听他说话。
只要有人愿意听他说话,他就有价值。
有价值,就有钱。
接下来的两个月,丘吉尔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
他每周去科斯特洛的俱乐部一次,汇报他见了谁,说了什么,对方是什么反应。
科斯特洛听完之后,有时候会给他一些建议——“那个惠特尼,你下次跟他提一下铁路债券的事,我手头有一批货想出手。”
有时候会给他一些钱——“这个月的活动经费,你拿着。
多办几场酒会。人越多越好。”
丘吉尔照办了。
他又办了三次酒会,每一次来的人都比上一次多。
他的名声在华盛顿的上流社会里重新传开了——那个破产的英国前首相,又站起来了。
有人说他背后有人,有人说他找到了新的金主,有人说他其实没那么穷,之前是装的。
不管怎么说,他的名字又回到了人们的嘴边。
他的套房又变成了一个“值得去的地方”。
十月的一个晚上,丘吉尔办了一场特别大的酒会。
他请了六十多个人,把五月花酒店最大的宴会厅都订了下来。
宴会厅里摆满了鲜花和蜡烛,乐队在角落里演奏着轻柔的爵士乐,侍者端着银盘在人群中穿梭。
来的人有参议员,有银行家,有将军,有记者,有几个欧洲来的流亡贵族,还有两个罗斯福的内阁成员。
丘吉尔站在宴会厅的中央,穿着一套新做的深灰色西装,手里攥着一杯香槟,跟每一个走过来的人碰杯、握手、说笑。
他的笑声很大,大到隔着半个宴会厅都能听到。
他的脸上红扑扑的,眼睛里闪着光。
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完全忘记了三个月前还住在西北区旧公寓里的人。
宴会快结束的时候,丘吉尔走到阳台上透了一口气。
阳台上没有别人,只有一盏昏黄的壁灯。
他靠在栏杆上,把香槟杯搁在栏杆扶手上。
他低头看了一眼楼下——华盛顿的夜景在脚下铺开,路灯连成一条条光带,车灯在街道上流动。
他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了那张折好的支票。
是下午收到的,科斯特洛的手下送来的,金额是一万美元。
科斯特洛在支票背面写了一行字——“干得好。继续。”
丘吉尔把支票折好,塞回口袋里。他看着楼下的夜景,吸了一口夜风。
风是凉的,带着秋天落叶的味道。
他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回宴会厅。
厅里的笑声和音乐声扑面而来,灯光打在他脸上,他把嘴角往上牵了牵,重新走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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