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五章 醉生梦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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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二个星期，梁博已经认不出自己的作息了。他每天下午三点起床，四点去车行，六点吃饭，八点进场子或者进包厢，凌晨三四点回公寓。他睡得少，可他不觉得累——赢来的钱像一层垫子，把他托在半空中，让他感觉不到地面。
有一晚他在牌桌上坐了通宵。
牌局在一间酒店的套房里，房间里全是烟味，桌上堆着筹码和空杯，有人喝醉了躺在沙发上打呼。梁博不会赌牌，他只是在旁边看，替一个港仔看牌面——他用不着算牌，光看人就知道谁在虚张声势、谁手里是硬的。那一晚那个港仔赢了三十多万。
中间有一次，那个港仔把牌推到他面前，说：“你帮我看看，这把我跟不跟？“
梁博看了一眼对面三个人。一个在喝水、一个在看手机、一个在数筹码。
“跟。“他说，“对面那个数筹码的一直在数，他心里没底。“
那港仔把牌跟了，赢了。
后来那个港仔跟旁边的人说了一句粤语，梁博没听懂，只看见那人看了他一眼，眼神变了——像是他突然从“看一个广州来的车手“马上变成了“看一个有用的人“。
散场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那个港仔塞给他一沓钱，搂着他的肩膀说：“你这个人，眼睛好使，以后跟我。“
梁博笑着接了钱。
回到公寓，他在玄关站了一会儿。镜子里那个人，头发乱着，衬衫皱得像抹布，眼睛底下两片青。他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刚到广州那年，为了省五块钱的公交费，能走四十分钟的路。现在他一晚上输赢的零头，够他走一年的路。
可镜子里那个人，比那时候的他老。
那天他睡了整整一天。
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手机上有三个未接来电：一个是程先生那边的号码，一个是母亲，还有一个陌生号码。他先回了母亲。母亲问他吃饭了没有，说家里天气开始热了，说父亲最近脾气好了点。他说都好，说最近接了几个大活，钱不少。母亲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说：“你别太拼。“
听到母亲的话，他沉默了，忽然觉得有点想回家。
挂了电话，理了一下思绪，他给程先生回过去，那边很着紧的说了一句：“你什么时候回来？场子里有人在打听你。“
“打听什么？“
“打听你是不是不打算回来跑了。“
他没答。
程先生在那头沉默了几秒，又补充了一句：“小梁，你在外面跑，我不拦你。可你记住，你在广州这边的名头，是靠一场一场赢回来的。人一不见，名头会慢慢凉了。“
“我知道。“
“你知道就好。“程先生把电话挂了。
梁博握着手机站在窗边。窗外是铜锣湾密密麻麻的楼，楼下有人在卸货，叉车在窄窄的街上来回倒。他忽然算了一笔账：他要是留在香港跑，一场的进账比广州跑三场还要多；可他在这边没有根——没有铺面、没有老杨、没有程先生替他兜着。他只是一台借来用的车。
那天下午陈嘉荞来叫他出门。
她开车带他去了西贡，一路上放歌，把车窗摇下来，风把她头发随着风飘扬，梁博隐不住深深吸了口她身上带来的淡淡幽香味，忽然想到：如果每天都不用想什么，又有陈嘉荞一直陪着到处游走那又是何等惬意呢！
到了西贡码头的海边，两个人在码头边上买了炸鱼蛋和冻柠茶，坐在石阶上看渔船。
“你要在香港待多久？“她忽然问。
“不知道。“
“那你广州那边呢？“她把脚伸出去晃着，“你不是还有自己的店？“
“铺面。“他纠正她，“叫铺面。“
“哦，铺面。“她笑起来，“那你还要回去吗？“
梁博看着海。海面上有一只白色的船慢慢地往远处去，还有3只海鸥在远处飞翔。
“要回去。“他说。
“什么时候？“
“不知道。“
她侧过头看了他一会儿，忽然把头靠在他肩膀上，什么都没再说。那一刻他忽然觉得，靠在他肩上的这个女孩，跟他见过的所有女孩都不一样——她不要承诺，也不要答案，她只是这一刻。
那天晚上他们离开了以后又去了场子。这一次他没跑，只是默默地在场边站着，看别人跑。那些香港仔的车比内地的好，改装的手法也更狠，可梁博看了两圈就有点走神——他发现自己都提不起劲了。以前他在场边能站一晚上，眼睛都不会眨；现在他看着车灯，仿佛想不起自己为什么在这儿。
场边有人在喊注，有人在骂车。他站在这些人中间，忽然觉得自己好像是来错了地方——他不是来看车的，他是来“待着“的。仿佛自己这一刻是不属于这个地方的。这里热、这里吵、这里有钱味，待着的时候，他就不用想别的。
他忽然想起杨真和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你唔好同自己赌。“
那时候他以为那句话是讲钱。
陈嘉荞也在旁边陪他。她穿着一条白色的百褶连衣裙，配合着她身上的一些很有特色的饰品，显得干净、温柔又有自己独特个性，手里捧着一杯冰咖啡，在他旁边站着看了一会儿，忽然说：“你不开心？“
“没有。“
“你刚才在看手机，看了三次。“她把冰咖啡递给他，“是不是家里有事？“
梁博接过来喝了一口，有点淡淡的果香味、花香味还有那浓郁的咖啡，感觉就有点苦。
“没有。“他说，“就是有点累。“
她“哦“了一声，之后没再追问，只把挽着他的手，靠着他看完了整场比赛。
散场之后，一帮人要去吃夜宵。陈嘉荞拉着他上车，一路上都在讲她店里新到的一批货。他听着，忽然在车窗的反光里看见自己的脸——那张脸在霓虹里一亮一暗，看着仿佛越来越陌生。
那天夜里他回到公寓，坐在桌前，把电脑打开。
表格还在那儿，几十行信息静静地躺着，是他这些天一条一条敲进去的。他看了很久，忽然把它关掉了。
他打开手机，翻到郑若彤的对话框里。最后一条消息是四天前，她发的：“这个项目忙完就好了。“他盯着那句话看发了半分钟呆，最后还是什么也没发，又把手机屏幕扣在桌上。
屋里很静。他能听见楼下街上有人在大声唱歌，唱的是他听不懂的粤语歌。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刚来广州的那年秋天，住在一间没有空调的出租屋里，晚上热得睡不着，他就坐在楼梯口看楼下的人。那时候他身上没钱，欠着债，可他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做什么——他要修车，他要跑一场，他要攒够那笔钱。
现在他什么都有了，或者也能说只是看起来都有了。可他不知道第二天要做什么，他仿佛已经失去了目标。
那天夜里他没睡安稳。他在床上翻到四点多，最后一次看时间的时候，天边已渐渐有那么的一点白。
那块临时香港牌是四月里办下来的。
老霍托了两层关系，钱花了将近两万——手续费、担保、验车、保险，一样一样加起来；办下来那天老霍只跟他说了一句：“你车挂着这块牌，香港、澳门都能进出。“梁博当时问了一句多少钱，老霍摆摆手说“回头再算“。后来他才知道，那笔钱最后是老霍自己先垫的，他把钱转过去的时候，老霍回了三个字：“收到。“
牌照是真牌，可他心里清楚它的分量：半年期。半年一过，车就得拖回去，人也只能坐车过关。所以这半年里，他每一次过关都把那张牌照翻出来看一眼。
他起来把账本翻开，把这两个月的进出再算了一遍。
赢：广州那场大场、香港两场、看车的钱、那个港仔给的钱。花：衣服、酒、夜宵、车（老霍托关系给捷达办了块临时香港牌，前前后后花了将近两万——这块牌港、澳都能自由进出，可只有半年期；这笔钱他后来一分不少还给了老霍）、还有几笔他自己都想不起来的花销。
算到最后他停在两行数字上：家里债务五万。一分没动。
他盯着那行看了很久，忽然想起陈嘉荞下午问他“你要在香港待多久“，他答“不知道“。可现在他知道了——他不知道，是因为他不敢算。他要是算了，就得承认一件事：他在这儿过得越舒服，那笔债就越像不属于他的事。
他把账本合上，压在枕头底下，闭上眼睛。
合起眼之前他忽然想起母亲那句话：“你别太拼。“
他笑了一下。他现在真的一点都不拼了。
第二天中午，那个陌生号码又打来了。
对方说话很客气，先问他是不是梁博，然后说：“那天晚上，在场边站着的，是不是你？“
“什么事？“
“我们老板想跟你聊聊。“对方说，“他不是要你跑车。他是有一台车，别人修不好，想请你看看。“
梁博握着手机，站在窗前。窗外是铜锣湾密密麻麻的楼，楼下的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还有不宽的路面有一些车经过。
他答了一个字：
“看。“
对方马上告诉了他地址跟时间。
跟着就挂掉电话了，他在窗前又站了一会儿。
他忽然想起陈嘉荞昨天在码头边问他的那句“你什么时候回广州“，想起自己答的“不知道“。他还想起程先生在电话里那句“场子里有人在打听你“。
这两件事在他脑子里撞在一起，得出一个他不太敢想的结论：他在香港这边，正在变成一个“有用的人“；而在广州那边，他逐渐变成一个“不见了的人“或“透明人“。
他站在那儿想了很久，最终还是把这种想法按了下去。
他告诉自己：先看那台车。看完再说。
跟着他给母亲拨了一个。
母亲在电话那头问他是不是在忙，他说不忙。母亲说家里的老屋要修一修屋檐，问他手上有没有钱。他说有，明天就转。母亲顿了一下，问他：“你最近是不是一直在外面？“
“在香港。“
“香港。“母亲重复了一遍，又顿了一段，声音里也仿佛没什么情绪，“那你要自己注意安全。“
“知道。“
“博仔。“就在他以为母亲要挂掉电话，母亲忽然叫他，“你要是累了，就回来。“
他“嗯“了一声，把电话挂了。
挂了以后他在窗前站了很久。他想起自己刚来广州那年，母亲也是这样，在电话里说“别太拼“；只是那时候他听不进去——他心里只有债、只有钱、只有下一场。现在他听到这句话，忽然觉得那声音很远，像是从另一个地方传过来的，但又感觉很温暖。
他把手机放在桌上，转身去洗了个澡。冷水从头上浇下来的时候，他忽然想起自己上一次回家，是两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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