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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姑娘开始画画了。
她做设计工作,平时画的是商业空间、品牌视觉、包装结构,都是电脑上的矢量图,精确到零点一毫米。可搬进这间屋子之后,她发现自己开始画一些没用的东西。有时候是下班回来,坐在阳台上,摊开速写本,用铅笔随手勾几笔。有时候是半夜醒了,睡不着,就坐在藤椅对面的沙发上,对着藤椅画。
她画藤椅的线条,画竹篾的纹路,画扶手上那道被磨得发亮的凹痕。她画搪瓷缸,画缸底那片洗不掉的茶渍,画茶渍的形状——像一朵干枯的花。她画阳台上的绿萝和薄荷,画梧桐叶落在栏杆上的样子,画月光从窗户照进来铺在地砖上的光斑。她画得很慢,一笔一笔的,像是在用手去摸那些东西。
她画阿黄。
她没有见过阿黄。可张大妈给她讲过。张大妈说阿黄是条土狗,黄毛,耳朵尖上有一撮黑毛,尾巴卷成一个圈。张大妈说阿黄的眼睛特别亮,像两颗黑豆子,看人的时候一眨不眨。张大妈说阿黄喜欢趴在老李脚边,一只爪子搭在老李的鞋面上,老李走到哪儿它跟到哪儿。
林姑娘画出来的阿黄,跟张大妈描述的不太一样。她画的狗,耳朵不是尖的,是软的,耷拉着。尾巴不是卷的,是垂着的。眼睛特别大,特别亮,可里面有东西。张大妈看了说:“不像。阿黄不是这样的。”林姑娘就笑了。她把那张画撕下来,贴在书架上。后来又画了很多张。有的像,有的不像。她把所有的画都贴在书架上,一排一排的,像是给阿黄做了一个册子。
九月初,林姑娘在楼下碰见了张大妈。张大妈手里拿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盒药。
“张大妈,您不舒服?”
“不是我的。是老陈的。”张大妈指了指梧桐树旁边那栋楼,“老陈住一楼。就是上次来拿铁皮盒子那个男人的爸爸。老李的老同事。他最近身体不太好,肺上的毛病。跟他儿子搬去南京住了。走之前让我帮他把屋子收拾一下。”
林姑娘看了一眼那栋楼。一楼的窗户拉着窗帘,阳台上晾着几件旧衣服。阳台角落里有一个小花坛,里面的花开得乱七八糟,没人管。
“老陈也走了?”
“去南京了。儿子接走的。”张大妈叹了口气,“这条巷子里的人,走的走,搬的搬。以前老李在的时候,一楼老陈、二楼老周、四楼老孙头,几个老头天天在梧桐树底下下棋。老李走了之后,老陈也不下了。老孙头搬去女儿家了。就剩二楼老周还在。”
林姑娘听着。
“老周也快八十了。耳朵背,眼睛还行。每天还下楼,坐在树下那张石凳上。也不下棋,就坐着。看着那棵树。”张大妈把药袋换了只手提,“我有时候想——人老了,就跟树叶似的。风一吹,一片一片往下掉。掉到最后,就剩光秃秃的树枝了。”
林姑娘没有接话。她看着那棵梧桐树。九月的叶子还是绿的,但绿得比夏天深,叶脉更硬了。风一吹,沙沙响,一片叶子落下来,在空中打了两个旋,落在石凳旁边。
“老周今天在吗?”林姑娘问。
“在。你找他?”
“我去看看他。”
林姑娘走过去的时候,老周正坐在石凳上。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旧夹克,领子磨毛了。脚上是一双黑布鞋,鞋底是手工纳的千层底。他面前摆着一副棋盘,棋盘是画的,用粉笔在石桌上画了纵横线。棋子是石子,黑白各十颗,都是河里捡的,磨得圆润光滑。棋盘上摆着一个残局,红帅被黑车逼到角落,只剩一个红马在中间跳来跳去。老周自己跟自己下。
“周爷爷。”
老周抬起头。耳朵背,可眼睛看得清。他认出是三楼新搬来的姑娘,咧嘴笑了,露出缺了门牙的嘴。“小林啊。坐。”
林姑娘在他对面坐下来。老周把棋盘往自己这边拉了一下,给她让出地方。他看着棋盘,手里捏着一颗白子,想了想,放在了一个位置上。然后他又拿起一颗黑子,替对面走了一步。
“您自己跟自己下?”
“没人跟我下了。”老周说得很平淡,“老李走了,老陈走了,老孙头也走了。就剩我一个。自己下,也挺好。左边是老李,右边是我。左边输了,右边赢。右边输了,左边赢。反正都是我一个人。”
他笑了。笑的时候眼睛里没有难过,就是平平淡淡的笑。林姑娘看着他,忽然觉得这个老人跟那棵梧桐树很像——老了,皮糙了,枝丫秃了,可还立在那里。
“周爷爷,您跟老李下了多少年棋?”
“四十年。”老周把黑子放下去,吃掉了红方的马,“从棉纺厂退休那年就开始下了。那时候这条巷子里人多,树底下挤满了人。老李棋臭,老输。输了就拍桌子,说不下了不下了。第二天又搬着凳子来了。”
他停了一下。
“老李这个人,别看他棋臭,人厚道。冬天他最早下楼扫雪,扫完自己家门口的,再扫别人家门口的。阿黄跟在他后面,爪子踩在雪地上,一串小脚印。他扫完了,站在树底下喊一声——‘老陈!下来下棋!’老陈耳朵尖,一喊就下来了。两个人就坐在这儿,下到中午。”
老周把最后一颗白子放下去。棋盘上黑方赢了。他把棋子一颗一颗收起来,放回石凳旁边的铁罐子里。铁罐子是旧茶叶罐,上面的字已经磨没了。他收完棋子,把棋盘上的粉笔线用袖子擦掉。
“周爷爷,您明天还来吗?”
“来。天天来。”老周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只要腿还走得动,我就来。这棵树在,我就在。”
他拄着拐杖走了。拐杖是自制的,木头上绑着一块旧布,布上绣着一朵褪色的牡丹。他走得很慢,一步一步的,拐杖点在青石板上,笃,笃,笃。走到一楼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石凳,又看了一眼那棵梧桐树。然后推门进去了。
林姑娘坐在石凳上,看着那棵树。树冠很大,把石凳和半个院子都罩住了。她抬头看,叶子密密麻麻的,阳光从缝隙里漏下来,在地上落了一地碎金。她忽然想起老李。老李大概就是坐在这棵树下,听着蝉鸣,摇着蒲扇,阿黄趴在他脚边。风从护城河那边吹过来,带着水汽,吹得叶子沙沙响。老李会眯着眼,说一句——“阿黄,热不热?”
阿黄会摇尾巴。老李就把蒲扇往阿黄那边偏一偏。
林姑娘想画这个。她掏出速写本和铅笔,坐在石凳上,开始画。她画梧桐树,画石凳,画树下的人。她没有见过老李,可她能想象。老李的背有点驼,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旧衬衫。蒲扇是芭蕉叶做的,边上用布条包了边。阿黄趴在他脚边,一只耳朵立着,一只耳朵耷拉着。
她画得很慢。画到一半,楼上有人喊她。是快递员,送来了一个包裹。她收了包裹回到阳台,把速写本摊在小圆桌上,继续画。画完了,她把那页撕下来,贴在书架上。跟阿黄的画贴在一起。
那天傍晚,她做了一件事。她把阳台那盆绿萝搬到了楼下,放在石凳旁边的地上。绿萝的叶子垂下来,搭在石凳腿上,绿油油的。她又从花盆里掐了几根薄荷,种在石凳后面的土里。土是干的,她浇了水。水渗下去的时候,她想起老周说的话——“这棵树在,我就在。”
她蹲在树底下,用手把土压实。梧桐叶落下来,落在她肩上。她把叶子拿起来,放在绿萝的花盆里。然后她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抬头看了一眼三楼。阳台的栏杆上,那片系着石子的梧桐叶还在。风一吹,叶子晃来晃去,石子碰在栏杆上,发出轻轻的叮当声。
晚上,林姑娘在阳台上画完了最后一幅画。
画上是一棵树。树下有两个人,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太,中间摆着一副棋盘。老太太不在了,老头一个人下。棋盘旁边蹲着一条黄狗,黄狗耳朵尖上有黑毛,尾巴卷成一个圈。老头手里捏着一颗棋子,低头看着棋盘,眉头皱着。黄狗抬头看着老头,眼睛亮亮的。
她画完之后,把画钉在阳台的墙上。正对着藤椅。这样每天坐在藤椅上的人——如果藤椅上有人坐的话——就能看见那幅画。
她收拾好铅笔和橡皮,准备回屋。转身的时候,她看见了藤椅。藤椅是空的。可那件旧棉袄的袖口,比刚才多了一点褶皱。像是有人刚放下手。
她笑了一下。
“晚安。”她轻声说。
她回屋,关了阳台的门。没锁。留了一条缝。
半夜,她醒了一次。听见阳台上有动静。很轻。像是爪子在木地板上走过。笃,笃,笃。三声。然后安静了。她没有起床去看。她翻了个身,继续睡了。嘴角是弯的。
第二天早上,她去阳台浇花。绿萝的叶子上多了一层细密的水珠,不是她浇的。薄荷长得比昨天高了一截,叶子更绿了。藤椅底下多了一片叶子。梧桐叶,嫩绿的,边上卷着。叶子的梗上系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系着那颗白色的石子。跟她挂在栏杆上的那片叶子一样。
她把那片叶子捡起来,挂在了栏杆上的叶子旁边。两片叶子并排挂着,两颗石子轻轻碰在一起。叮当。叮当。
她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梧桐树。老周已经坐在石凳上了。棋盘摆好了,棋子一颗一颗码着。他抬头看见她,朝她挥了挥手。她也挥了挥手。
风从护城河那边吹过来。梧桐叶沙沙响。像是有人在树底下下棋,有人在藤椅上坐着,有人在梦里奔跑。
她转身回屋。经过书架的时侯,她看了一眼那些画。阿黄的画,藤椅的画,梧桐树的画,石凳的画。还有那张——老李坐在藤椅上,阿黄趴在他脚边,阳光照着的画。她给那幅画取了一个名字,写在画框背面。很小的一行铅笔字。
“家。”
她拿起包,出门上班。经过楼下的时候,老周叫住她。
“小林。”
“嗯?”
“你昨天放在这儿的绿萝,浇过水了?”
“浇过了。”
“那今天怎么土是湿的?比昨天还湿。”
林姑娘笑了。“可能是露水吧。”
老周看了看天,又看了看那盆绿萝。没再问。他低下头,继续摆他的棋子。林姑娘走了。拐杖声在她身后响着,笃,笃,笃。像是什么东西在轻轻地敲着地面。像是有人在跟着她。又像是有人在送她。
她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梧桐树的叶子在晨光里亮闪闪的。三楼阳台上,那片系着石子的叶子还在晃。藤椅在阳台上安安静静地摆着。阳光照着它,照着那件旧棉袄,照着棉袄上那道被人坐出来的凹痕。凹痕里,有一只黄狗的轮廓。阳光照着它,像是它还在。
林姑娘转过身,走向巷口。她没有回头。但她知道,等她下班回来,藤椅底下会多一片叶子。阳台上会多一层露水。绿萝会长高一点点。老周会在石凳上坐着,跟她挥手。
那条黄狗,一直都在。在这间屋子里。在藤椅上。在梧桐树下。在她画的那幅画里。在她每天推开门的那个瞬间。它用它的方式,守着这个家。守着老李留下的所有东西。守着那些还没走的人。
她走出巷口,汇入街上的人流。身后,梧桐叶落了一片,打着旋儿,落在青石板上。静静的。
像是什么也没发生。又像是什么都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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