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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李的屋子空了大半年。
门上的春联褪了色,红纸变成粉白,边角卷起来,被风一吹就簌簌响。三楼的邻居每天上下楼经过,总会下意识地看一眼那扇门。有时候风大,门会发出吱呀的动静,像是有人在里面推。邻居们说,那是老李的魂还在,舍不得走。
张大妈把钥匙收着。每隔半个月,她会来开一次门,进去通通风,扫扫地。屋里的东西没怎么动。藤椅还在原来的位置,竹篾上搭着那件旧棉袄。茶几上的搪瓷缸倒扣着,缸底的茶渍干成了褐色的壳。床头柜上的药瓶她收走了,可柜面上一个圆圆的灰印子还在,是药瓶站了太多年留下的。
梧桐树长高了。去年秋天才埋下去的小土堆,到了今年夏天已经被草盖住了。草长得齐膝高,绿油油的,里面还开了几朵牵牛花,蓝的紫的,顺着草茎往上爬。张大妈路过的时候会停下来拔几根草,她怕草太密了,把那个小小的坟捂得透不过气。
“阿黄,给你拔拔草。”她蹲下来,一边拔一边念叨,“你在这儿好好的。老李在那边也好好的。”
拔完草,她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泥。梧桐树的影子落下来,把她整个人罩住。叶子在头顶沙沙响,像是谁在叹气。
七月初,三楼的屋子租出去了。
租客是个年轻女人,姓林,说是从南方来的,在附近的设计公司上班。她来看房那天,张大妈带着她一间一间转。走到客厅的时候,林姑娘停住了。她盯着藤椅看了很久。
“这把藤椅……是房东的?”
“不是房东的。是上一个住户的。”张大妈顿了顿,“一个老爷子。去年冬天走了。”
林姑娘点了点头,没多问。她蹲下来,手指碰了碰藤椅的扶手。竹篾上有一道明显的凹痕,是老李几十年坐出来的。扶手被磨得发亮,像包了一层浆。她又低头看了看藤椅底下。地板上有几道细密的划痕,是阿黄的爪子留下的。
“我租了。”她站起来,笑了笑,“这屋子有光。”
张大妈愣了一下。“有光?”
“嗯。阳台朝南,光能照到客厅中间。中午的时候藤椅正好在光里。”林姑娘说得很平淡,像是说一件很平常的事,“我喜欢有光的屋子。”
签完合同那天,林姑娘搬进来。她的行李不多,两个箱子,一个背包,还有一盆绿萝。她把绿萝放在阳台上,浇了水,然后开始收拾屋子。她没有动藤椅。把藤椅擦了一遍,把旧棉袄叠好放在扶手上,位置跟原来一模一样。搪瓷缸她洗了,茶渍洗不掉,她就留着。倒扣在茶几上,旁边摆了一盆小多肉。
张大妈第二天来看她,发现屋子变了。没有大动,就是添了几样东西。窗帘换了新的,浅米色的,透光不透人。茶几上多了一盏小台灯。墙角立了一个书架,上面摆着几排书,都是画册和设计类的厚本子。阳台的绿萝旁边多了一把折叠椅和一张小圆桌,桌上放着一个陶土花盆,里面种着一棵薄荷。
“你一个人住?”张大妈问。
“嗯。”
“不怕?”
林姑娘笑了。“不怕。这屋子不吓人。”她蹲下来,把从箱子底下翻出来的一个小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把钥匙,铜的,旧得发黑。她把钥匙放在茶几上。
“这是什么?”
“不知道。我在床头柜抽屉最里面找到的。可能是上一个住户的。”
张大妈看了一眼那把钥匙。铜的,齿很浅,不像门钥匙。倒像是开什么小柜子或者盒子的。“可能是老李的。他以前有个铁皮盒子,装些零碎东西。后来不知道去哪儿了。”
“那先放着吧。”林姑娘把钥匙收进茶几下面的小抽屉里,“等哪天碰到他家里人,还回去。”
张大妈没再说什么。她发现这个林姑娘有一个习惯——每天下班回来,会先跟阳台上的绿萝和薄荷说话。声音很轻,像是怕吵到谁。浇完水,她会坐在阳台的折叠椅上,对着楼下的梧桐树发一会儿呆。张大妈有一次从楼下经过,抬头看见她坐在那儿。夕阳照着她的侧脸,安安静静的。
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林姑娘听见了动静。
她在卧室里画图,画到半夜,眼睛酸了,关了台灯准备睡。就在这时,客厅里传来一声极轻的响动。像是有什么东西碰了一下地板。她坐起来,仔细听。又一声。这次更清楚了,是爪子踩在地砖上的声音。她打开卧室门,走到客厅。
月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藤椅上。藤椅是空的。藤椅底下也是空的。地板上没有东西。她站了一会儿,以为听错了。转身要回卧室的时候,余光看见阳台的绿萝叶子动了一下。没有风。窗户关着。
她走过去,蹲下来看那盆绿萝。叶子是湿的,叶尖上凝着一滴水珠。她用手碰了碰土。土是潮的。可她下午刚浇过水,晚上没有浇。她把绿萝端起来看了看盆底。盆底的托盘里有水,但不多。放回原处的时候,她的手指碰到了阳台栏杆下面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是一根骨头。干燥的,被啃得干干净净,边角磨得圆润。像是一根猪骨头。她拿着那根骨头看了很久。骨头很旧了,颜色发白,像是被水冲过很多次又晒干的样子。她没有扔。用纸巾包好,放在茶几上。
第二天,张大妈来送自己包的粽子。林姑娘把骨头给她看。“我在阳台上找到的。是不是狗的?”
张大妈接过骨头看了一眼,鼻子一酸。“是阿黄的。它以前喜欢把骨头藏在阳台栏杆底下。老李每次打扫都能翻出好几根。扔了它又叼回去。”
林姑娘点了点头,把骨头收好。那天晚上,她把骨头放在藤椅底下。第二天早上起来,骨头还在。她蹲下来看,发现骨头旁边多了一片叶子。梧桐叶,嫩绿的,边上卷着,像是刚掉下来没多久。可她昨晚关窗户的时候,阳台上什么都没有。
从那天起,林姑娘开始注意。每天下班回来,藤椅底下都会多点什么。有时候是一片叶子,有时候是一根小树枝,有时候是一颗圆润的小石子。东西都不大,放在藤椅底下靠墙的位置,整整齐齐。她问过张大妈,张大妈说没来过。
“可能是楼上掉下来的。”张大妈说。
“楼上掉下来的,怎么会跑到藤椅底下?”
张大妈没回答。她看了看那把藤椅,又看了看阳台外面那棵梧桐树。树冠已经长到三楼窗台那么高了,叶子密密匝匝的,风一吹就沙沙响。
“也许是阿黄回来了。”张大妈轻声说。
林姑娘没有笑。她把那些东西收好,放在藤椅底下,一样都没扔。那片嫩绿的叶子枯了,她就换一片新的。小树枝折了,她就捡一根更直的。小石子蒙了灰,她就洗干净放回去。藤椅底下慢慢攒了一小堆东西,像是谁在收集什么。
八月的一个周末,林姑娘在楼下碰见了一个人。
是个中年男人,穿着蓝布工装,骑着一辆旧电动车。他把车停在梧桐树底下,从后座上拿下一个铁皮盒子。盒子锈迹斑斑,盖子用铁丝绑着。他站在树下,抬头看三楼那扇窗户,看了很久。
“你找谁?”林姑娘问。
男人回过神来,笑了笑。“我以前住这儿。三楼。老李是我爸的老同事。”他指了指楼上,“老李走了之后,我爸让我来一趟,说有个东西在他屋里,让我取回去。”
“什么东西?”
男人把铁皮盒子举了举。“这个。我爸说老李以前借了他的铁皮盒子,一直没还。让我来拿。”
林姑娘看了一眼那个盒子。盒盖上贴着一块褪色的胶布,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一个“李”字。她把男人带上楼,开了门。男人在屋里转了一圈,目光在藤椅上停了停。然后他走到床头柜前,蹲下来,把最下面的抽屉拉开。抽屉是空的,可底板有点翘。他用手指抠了一下,底板起来了。底下是一个夹层,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
男人把信封拿出来。信封很厚,封口没粘。他打开看了一眼,手停住了。林姑娘站在旁边,没有凑过去看。可她看见男人的眼眶红了。他把信封递给林姑娘。
“你看看。”
林姑娘接过来。信封里是一沓钱,旧版的,摞得整整齐齐。最上面有一张纸条,是老李的字。歪歪扭扭的,可还能看清:
“老陈:借你的铁皮盒子,还你。钱是还你的。这些年你帮我垫的医药费,我攒齐了。阿黄要是还在,麻烦你帮我照看。它爱吃张家巷的卤猪肝。老李。”
林姑娘把纸条看完,递给男人。男人接过去,又看了一遍。然后他蹲在地上,把铁皮盒子打开,把钱放进去,合上盖子。他没有拿走盒子,把它放在了藤椅上。
“这盒子……放这儿吧。”他说,“我爸说,老李这辈子没欠过人钱。他就想把这盒子还回来。”
男人走了。林姑娘站在屋里,看着藤椅上的铁皮盒子。盒子旁边,是昨天多出来的那片叶子。梧桐叶,嫩绿的,边上卷着。她拿起叶子,放在铁皮盒子上。叶子盖住盒盖上那个褪色的“李”字,像是给它盖了一层薄被。
那天晚上,林姑娘坐在阳台上。她把小圆桌搬到栏杆旁边,泡了一杯薄荷茶。薄荷是从花盆里掐的,新鲜,泡在水里散出一股清苦的香。梧桐树的影子从楼下投上来,落在阳台上,晃来晃去。她低头看三楼下面那棵梧桐树。树底下那个小土堆已经不显眼了,被草和落叶盖得严严实实。可她知道它在那儿。
她想起刚搬进来那天,张大妈跟她说的那句话。张大妈说,老李在的时候,每天傍晚都会坐在藤椅上,阿黄趴在他脚边。一人一狗,就那样坐着,看太阳落山。谁也不说话。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薄荷的清气在嘴里散开,凉凉的。她看着楼下那棵梧桐树,忽然说了一句话。声音很轻,像是自言自语。
“阿黄。老李把钱还了。你们谁也不欠谁了。”
风把梧桐叶吹得沙沙响。
她坐在阳台上,直到天彻底黑了,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她站起来,收起茶杯,准备回屋。转身的时候,她看见了藤椅底下。今天多出来的是一片叶子。她蹲下来,把叶子拿起来。叶子是梧桐叶,嫩绿的,边上卷着。叶子的中间,有一条细细的梗。梗上系着一根线。线的另一头,系着一颗小石子。石子是白色的,圆润光滑,像是被水冲了很久。
她把叶子拎起来。石子在月光下泛着微微的光。她盯着那颗石子看了很久。然后她笑了。笑得很轻,像是明白了什么。
她把叶子挂在阳台栏杆上。石子在风里轻轻晃。月光照着它,照着楼下那棵梧桐树,照着树底下那个被草盖住的小土堆。
她回屋的时候,没有关阳台的门。留了一条缝。风从缝里进来,把藤椅上那件旧棉袄的袖口吹得动了动。
像是有人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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