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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四章 回归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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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正月还没过完,白云山上的野杜鹃就冒了花苞,一簇一簇的粉红色从枯黄的灌木丛里钻出来,像是有人在山上点了一串鞭炮,炸开的不是火药,是花。何家老宅后院的桂花树也抽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在晨光里泛着油亮的光泽。何成局站在树下,看着那些新芽,忽然想起余姚姚种这棵树的时候说过的一句话——“桂花树不娇气,你给它一块地,它就扎一辈子根。”

    扎一辈子根。这几个字在他心里转了几圈,落了下去。

    公私合营的批准文件在正堂的供桌上压了快两个月了,红绸布衬着黑木匣子,端端正正地摆在那里。何念祖从香港把最后一批资产清单送过来的时候,顺便带来了一个消息:港英政府那边已经正式注销了巨臂集团在香港的注册,理由是“该企业已无实际经营活动”。何念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平静,但何成局听出了他话里藏着的东西——香港是何家住了四十四年的地方,维多利亚港的码头是何成局带着全家老小一砖一瓦建起来的。现在,法律意义上的“巨臂集团”在香港已经不存在了。

    “你舍不得?”何成局问他。

    何念祖笑了笑。他今年九十三岁了,是何家第三代中唯一还在理事的人。“爷爷,我跟您说实话——有点舍不得。毕竟我这辈子一大半时间都在那边。但舍不得归舍不得,账我算得过来。”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是新公司的股权证,上面印着“公私合营巨臂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股东栏里写着两行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何成局。

    何成局看着股权证上自己的名字,沉默了很久。何念祖以为他有什么不满,刚要解释,何成局摆了摆手。“这个名字写得好。”他说,“不是何家,是国家。国家在前面,何家才有根。”

    何念祖把这个消息带回香港的时候,巨臂集团留在香港的最后一批何家子弟正在收拾东西。他们都是何家第四代、第五代的远支,有的在海外待了几十年,有的连广州话都说不利索了。但何念祖带了何成局的一句话给他们——“愿意回来的,何家给房子、给地、给事做。不愿意回来的,何家不强留,但只要还姓何,就记住一件事:何家的根在广州。”最后,四十七个人回来了,九个孙辈选择留在香港开设遮天集团,还有七个孙辈留守在海外的保护伞制药有限公司。何念祖在名单上画了一个圈,旁边注了一行小字:“四十七人,已安排。”

    这些事何成局没有告诉何国。何国这两个月来一直很沉默,除了每天给他泡一壶茶,其余时间都泡在航运部的办公室里,处理合营后的航线调整。何辩走后的第二天,何国把他父亲生前用过的茶具擦了一遍,那把养了几十年的紫砂壶,壶身已经被茶汤浸润得发亮,何国把它放在茶案最显眼的位置,但从来没用过。他泡茶用的是自己的壶,何辩那把一直空着。

    何成局看在眼里,没有说什么。他经历过太多次丧亲之痛,知道这种事不能劝。劝是没用的,只有时间是管用的。时间是条河,它不会让伤口愈合,但会把伤口冲到越来越远的地方,直到有一天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那道伤口还在,但已经不那么疼了。

    三月初,何国正式提交了合营后第一批航运计划——巨臂集团旗下的十二艘远洋货轮全部转入新公司,航线从原来的南洋—香港—旧金山调整为广州—天津—大连,专营国内沿海运输。这个调整意味着巨臂集团放弃了经营三十多年的远洋航线,放弃了每年上百万美元的利润,把全部运力投入国内。有人问他后不后悔,何国只说了一句话:“我父亲走之前,让我给爷爷泡了一杯茶。那杯茶里泡着的东西,比一百万美元多。”

    何成局在计划书上签了字。他签字的时候,何国站在旁边,看着他祖父一笔一画地写下“何成局”三个字。何国忽然发现祖父的手开始微微有些抖了,不是那种衰老的抖,而是像握刀太久之后的脱力。祖父握了一百多年的刀,现在不握刀了,握笔,手抖。他想起何辩走之前说的那句话——“爹,您让何家的船往北开,对了。”何家两代人的方向,都在这一张纸上定了下来。

    开往北方的第一艘船,是清明节后出发的。何国亲自押船,这是合营后巨臂集团的第一次正式航行,他要确保万无一失。出发前一天,他去了白云山,在何辩的坟前站了很久。何辩的坟上已经冒出了青草,嫩绿嫩绿的,被清明时节的雨水洗得发亮。何国把一壶新泡的铁观音放在坟前,跪下磕了三个头,起身下山。他走的时候没有回头,但他知道,父亲的坟旁边是奶奶的坟,奶奶的坟旁边有一块空地——那是何成局给自己留的位置。

    同一时期,何峰在武汉扎下了根。长江大桥的建设已经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桥墩全部出水,接下来是架设钢梁。何峰带的工程队从二十人扩充到了三百人,承担了大桥南岸引桥的全部土建工程。他几乎不再回广州了,工地就是他的家。他在工地边上搭了一间简易的竹棚,四面透风,冬天冷夏天热,但他住了整整一年。何海去武汉给他送资金的时候,看见那间竹棚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一张桌子和一堆图纸,桌上放着何甘托人捎来的壮骨膏,罐子已经空了大半。

    “峰哥,你这日子过得也太苦了。”何海说。

    何峰正在看图纸,头也不抬:“比工地上的工友好多了。他们住的是油布棚,连竹棚都没有。你回去跟爷爷说,这批工人是真的拼——汉阳岸的桥墩浇筑,工人们站在齐腰深的冷水里打模板,一泡就是十几个小时,上来的时候腿都麻了,得靠人扶着走。没有人喊苦,没有人撂挑子。这批人拿的工资只有香港工人的十分之一,干的活却比谁都扎实。”他放下图纸,看着何海,“你让我回去跟爷爷说,何家投的钱,每一分都花在刀刃上了。”

    何海点点头,在竹棚里坐了一会儿,忽然问:“峰哥,你后悔不后悔?本来你在香港做地产开发,赚得比现在多多了。”

    何峰笑了一下。他笑起来的样子很像何念祖——嘴角先动,然后眼睛才跟上。“你回去看看老宅里那块牌子就知道了。”他说。“什么牌子?”“合营文件旁边那块。爷爷让人刻的,上面写着何家的新规矩——‘何家经商,守法为先;何家行医,救人为先;何家传武,报国为先。’三句话,二十一个字,每个字都有巴掌大。我走的时候看了一眼,就没忘过。”

    何海沉默了一会儿,忽然笑了:“峰哥,我发现你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哪里不一样?”

    “以前你算账最精,现在你不算账了。”

    何峰把图纸卷起来,站起来拍了拍何海的肩:“算账的事交给你了。我在这边,只算一件事——怎么把这桥早点架起来。桥早通一天,****的物资就能早一天运到西南,西南的粮食就能早一天运到中原。这笔账,比什么都大。”

    何海回到广州后,把何峰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何成局。何成局听完,没有说话,只是走到后院,在桂花树下站了很久。他想起何峰小时候的样子——何念月的儿子,在何家第四代里排行第三,从小体弱多病,何芳给他扎了无数次针才把底子调过来。何成局以为他会留在香港做他的地产公子,但他去了武汉,在江边的竹棚里一住就是一年,每天跟工友们一起在泥水里摸爬滚打。

    树上的新芽已经长成了嫩叶,风一吹,沙沙地响。

    何岩在广州的工业急救培训班已经办到了第四期,学员从最初的三十人扩展到两百多人,覆盖了广州、佛山、东莞三个城市的六十七家工厂。他的教学方法很特别——不讲理论,只讲实操,用洪拳的发力原理来解释急救动作。比如,他在讲如何在不伤及内脏的前提下搬动被重物压住的伤员时,会用洪拳的“霸王举鼎”式来演示正确的发力角度和腰马配合,然后让学员两两一组反复练习。

    市卫生局派了一个观察员来旁听,听完一节课后,回去写了一份报告,建议把何岩的培训班纳入全市厂医培训体系。何岩收到这份报告的时候,正在给一个纺织女工换药——就是去年那个被梭子打穿手掌的姑娘,现在已经快痊愈了,手上的疤痕从掌心一直延伸到虎口,但手指功能基本恢复。那姑娘姓陈,大家都叫她陈妹,二十出头,短头发,一双眼睛又大又亮。她每周都到医馆来学针灸,现在已经能在厂里帮受伤的工友做简单的止血处理。何岩夸她学得快,陈妹低头笑了一下,说:“何大夫,我以前只晓得踩缝纫机,从来没想过自己还能学会医人。”

    “不是学会的。”何岩一边换药一边说,“是你本来就有这份心。有这份心的人,学起来就快。上次三车间老吴被飞梭砸中眉骨,血流了一脸,旁边人都吓傻了,就你冲上去按住伤口、叫人送医馆——那时候你才学了两个月不到。医人的本事可以练,冲上去的胆子练不出来。”

    陈妹听了,眼睛更亮了。何岩看着她,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何芳也是这样教他的——先教心,再教手。何芳说,做大夫的,手上可以慢,但心不能冷。何芳老了。九十四岁的她已经很少下楼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工作间里,把那本泛黄的香方簿改了一遍又一遍。何岩每天早晚上去请安,昨天上去的时候,看到母亲在教何心认香料。三岁的小姑娘坐在高脚凳上,两条小腿晃来晃去,面前摆了一排小瓷碟,碟子里装着丁香、肉桂、白芷、甘松、冰片,每一样都只有一点点。何芳拿起一片白芷放在何心手心,让她闻,何心闭着眼睛闻了一下,奶声奶气地说:“苦苦的,但是后面有一点点甜。”何芳满意地点头,又拿起一片肉桂。何心闻了一下,皱了皱小鼻子:“这个暖烘烘的,像冬天喝的汤。”

    何岩站在门口,没有出声。他看见母亲脸上有一种光——不是病容,不是老态,而是一种满足。何心遗传了何芳的通感体质,甚至比何芳更纯粹。何芳做了一辈子安神香,靠的是几十年的经验积累,而何心不需要——她天生就能感知气味里最细微的层次变化。何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她要在走之前把安神香的手艺传给这个孩子。不是用语言——何心还太小,听不懂配方和比例——而是用感觉。每一次触摸,每一次嗅闻,每一次闭着眼睛辨别香料,都是在她的百宝体里种下一粒种子。

    何岩悄然退了出去。回到诊室,他看见桌上摆着何甘托人送来的新配药膳,罐子上的红纸条换了字,原来是“壮骨膏”,现在是“安神羹”,旁边附了一张小纸条。何甘的字迹越来越歪了,但还能辨认。纸条上说,这是给何芳的——用百合、莲子、茯苓、酸枣仁熬的羹,每天吃一碗,晚上睡得踏实些。末了还有一行小字:“别告诉芳姑是我送的,不然她又说我浪费药材。”

    何岩看完,把纸条叠好收进抽屉里,抽屉里已经攒了厚厚一沓何甘的字条,每一张的内容都差不多——给这个的药膳,给那个的汤方,都是他一个人在厨房里悄悄熬好、悄悄送来、悄悄留的。他从来不说,但所有人都知道,何甘的厨房里永远备着每一个人需要的药膳。何辩的茶是每天一杯,何芳的安神羹是每天一碗,何成局的当归鸡汤是每逢节气必炖,何国的润肺茶是每次远航回来第一顿,何峰捎去武汉的壮骨膏从来没断过,何岩熬夜整理医案时桌上总会多出一盅枸杞猪肝汤,何海算账算到深夜时门口会摆着一壶桂圆红枣茶。

    何甘用九十三岁的双手,守着这个家最后一口灶。

    四月中旬,北京来了正式通知,邀请何成局赴京参加全国工商界代表大会。这是公私合营完成后,新中国第一次召开全国性的工商界会议,参会者都是各地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何成局接到通知的时候正在茶室里,何国刚给他泡好一壶新到的明前龙井。他看完通知,把信纸放在桌上,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没说话。

    何国问:“爷爷,您去不去?”

    “去。”何成局放下茶杯,“你去安排。这次去北京,不只是开会——我要见几个人。”

    何国没有问是哪几个人,只是点了点头。他已经习惯了祖父的行事风格——何成局从来不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但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道理。这种风格被何家一代一代地继承了下来,何国是学得最像的。

    出发前一天晚上,何成局在书房里整理行装。他带的行李很少——两套换洗的长衫、一双布鞋、几包茶叶、何芳新做的安神香,以及那方叠得整整齐齐的报纸。报纸上的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但他不用看就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他把报纸用油纸包好,放在行囊的最底层。

    有人敲门。何成局抬头,看到何甘站在门口,手里端着一个砂锅。“爹,您明天要出远门,我炖了一锅汤。”何甘把砂锅放在桌上,揭开盖子,热气腾腾地冒上来。何成局低头一看——是花胶炖鸡,汤色浓白,花胶已经炖得软糯透明,鸡肉用筷子一夹就散。九十三岁的何甘站在旁边,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等着何成局尝第一口。

    何成局舀了一勺,吹了吹,送进嘴里。汤味醇厚,花胶的胶质和鸡肉的鲜味融在一起,一口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他想起彭幼楚——何甘的生母,他最小的那房小妾——当年也是这样,每逢他要出远门,就提前一天开始熬汤。彭幼楚的汤也是这个味道,火候精准到每一种食材都炖到了最佳状态。八十七岁那年她走的时候,何成局以为这辈子再也喝不到这个味道了。但何甘替她活下来了。

    “阿甘。”何成局放下勺子,叫了一声。

    何甘停下擦手的动作,看着父亲。

    “坐。”何成局指了指旁边的椅子。何甘犹豫了一下,坐下了。他在何成局面前从来都是站着,像他娘一样——彭幼楚也是从来不在何成局面前坐下,说是规矩。但今天何成局让他坐,他就坐了。

    何成局看着何甘,没有说话。何甘等了一会儿,主动开口:“爹,您这次去北京,要多久?”

    “短则半个月,长则一个月。”

    “那我给您多备几罐壮骨膏带上。北方的春天不比广州,倒春寒厉害,您虽然不怕冷,但吃着总比不吃强。”何甘顿了顿,“我想起一件事——大哥走的前一天,跟我说想喝我炖的汤。我那天正好在熬您要的当归鸡汤,就说等明天。结果第二天他走了,汤没喝上。”

    何成局低头看着那锅花胶炖鸡,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抬起头,看着何甘的眼睛,说了一句何甘等了大半辈子都没等来的话。

    “你娘把你教得很好。”

    何甘愣住了。他从小就知道自己在这个家里的位置——他的母亲是第十五房小妾,在名分上最低,虽然何成局从未冷落过任何一房,但何甘始终觉得自己活在何安、何宁、何辩的影子里。他不是嫡出,不是长子,没有练武天赋,没有经商才能,只会围着灶台转。他用大半辈子的时间在厨房里熬汤,希望父亲能看到他。此刻,九十三岁的他坐在父亲面前,听到这句话,眼里忽然泛起了泪光。

    “娘走的时候也这么说。”何甘的声音微微有些哑,“她说,阿甘,你做的汤比你娘做的还好。我说不可能。她说,是真的。”

    何成局把一碗汤喝完,放下碗,站起来,走到何甘面前,伸手拍了拍他的肩:“等我从北京回来,你多教我几道药膳。何家的厨房,不能光你一个人守着——我以后有空,也去给你打打下手。”

    何甘抹了一把眼睛,点了点头。窗外的桂花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曳,新叶已经长满了枝头。

    何成局赴京那天,何家老小送到门口。何国随行,何山带了两个宝芝林的弟子担任沿途护卫,何心被何芳抱在怀里,朝何成局挥着小手。何成局上了车,忽然又回过头来,看向站在人群后面的何甘和何芳。

    何芳拄着拐杖,站得不算稳,但脊背挺得很直。她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褂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九十四岁的人了,还给自己画了眉毛。何甘站在她旁边,围裙还没解,手上沾着面粉——他天没亮就起来给何成局做了路上吃的点心。兄妹俩站在一起,像两棵老树,根在地下缠了一辈子。

    何成局朝他们点了点头,然后转身上车。

    汽车驶出西关的巷子,上了大路。何成局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他的丹田里那股天人境的真气稳稳地运转着,感知范围覆盖了整个广州城——他“看”到何芳拄着拐杖慢慢走回医馆,何甘回到厨房里继续揉面,何岩在医馆里给新学员上课,何峰在武汉长江大桥的工地上跟工友们一起扛钢筋,何海在厢房里拨算盘,何山带着弟子在宝芝林练拳,何心被何山的妻子牵着手走进后院。

    还有何辩。茶室里没有何辩了,但何国给他泡的那壶龙井,茶香还在老宅里飘着。

    何成局睁开眼,看着车窗外掠过的田野。春耕已经开始了,田里的农民弯着腰插秧,一排一排的秧苗在水田里整齐地列队,绿得晃眼。他想起余姚姚。姚姚走的时候是七十九岁,他守在她的床前,听她说了一句话:“这辈子最幸福的事,就是嫁给了你。”他没有回答,因为他觉得自己做得很不够——他护了她一辈子,但有些东西他给不了。比如一个太平的世道。

    现在他有了答案。不是他给的,是这个国家给的。他只是一个见证者,一个参与者,一个活了一百五十七年终于等到这一天的老人。路边的村庄里飘起了炊烟,孩子们在田埂上追逐嬉闹。何成局看着他们,嘴角微微翘起来。

    何家的船往北开了三年,从珠江口开到了辽东湾,从广州城开到了北京城。三年很长,长得何辩走了,何芳和何甘老了,何峰住了一年的竹棚。三年也很短,短得武汉长江大桥还没合龙,一五计划还没结束,何心还在认香料。

    但何成局不急。天人境给了他三百年的寿元,他还有时间。他不是急着去赶路,他是在等着看。

    等长江大桥合龙,等一五计划完成,等何心长大,等这片土地彻底翻身。他有耐心,有耐心得很。一百五十年都等了,不差这三年五年。

    汽车驶过珠江大桥,向着北方驶去。何成局靠在座椅上,手里握着那根银簪,闭目养神。车窗外的风灌进来,带着春天的气息,湿润而温热,像大地刚刚翻了个身,还在懒洋洋地喘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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