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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乔治城。
安东尼·科斯特洛在傍晚六点走进他父亲的俱乐部。
门卫认识他,点了点头,没有拦。他穿过走廊,推开那间大房间的门。
科斯特洛正坐在桌子后面看一份文件,旁边站着两个手下。
他抬头看到儿子进来,愣了一下,然后把手里的文件合上,挥了挥手让手下出去。
门关上之后,他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安东尼面前。
他打量了儿子几秒钟,然后说了一句话——“你怎么来了?”
安东尼把手插在口袋里,站在房间中央。他说:
“我需要几张通行证。华盛顿市区和周边的。
要真的,能过检查站的那种。”
科斯特洛看着他,眉毛慢慢挑起来了。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走回桌子后面,坐下来,从雪茄盒里抽出一根雪茄,慢条斯理地点着了。
他吸了一口,把烟吐出来,看着安东尼说:
“通行证?你要那个干什么?”
安东尼说:
“我有几个朋友。从西边来的。他们要办点事。
需要通行证。”
科斯特洛把雪茄从嘴里拿下来,搁在烟灰缸边上。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安东尼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不是怀疑,不是警惕,是一种小心翼翼的高兴,像是发现了什么他以为永远不会出现的东西。
他问:
“什么朋友?”
安东尼说:
“做生意的人,你不用管。
你就说你帮不帮。”
科斯特洛又看了儿子一会儿。
然后他笑了。
那个笑跟他在酒会上对着丘吉尔笑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嘴角往上牵,但眼睛里是真的有东西在动。
他说了一句话,声音比平时轻了一些:
“安东尼,你从小到大,从来没跟我要过一样东西。
从来没问过我做什么生意。
从来没进过这间屋子。
我有时候想,你是不是恨我。”
安东尼没有接这句话。
科斯特洛把雪茄重新拿起来,吸了一口,说:
“好,我帮你。
通行证的事,我找人办。
你什么时候要?”
安东尼说:
“越快越好,三天之内。”
科斯特洛点了点头。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拉开门,对外面的手下说了一句话:
“叫丘吉尔来。现在。”
然后他关上门,走回桌前,坐下来。他看着安东尼,想说点什么,但安东尼已经转过身去,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巷子。
科斯特洛看着儿子的背影,看了一会儿,然后低下头,继续看他的文件。
房间里很安静,只有雪茄燃烧的细微声响。
丘吉尔四十分钟后到了。
他穿着那套深灰色西装,领带系得很紧,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他走进房间,看到安东尼站在窗前,科斯特洛坐在桌子后面,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朝科斯特洛点了点头。
科斯特洛说:
“首相先生,我儿子需要几张通行证。
华盛顿市区和周边的。
你去找霍根,警察局的那个霍根。
跟他说是我要的。
他会办的。”
丘吉尔看了安东尼一眼,又看了看科斯特洛,没有多问。
他说:
“霍根那边,我去谈。
但我要先知道——通行证上写什么名字?
几个人?
什么用途?”
科斯特洛转头看着安东尼。
安东尼从窗前转过身来,说:
“五个。
名字我来定。
用途是商业考察。
从弗吉尼亚过来,在华盛顿待两周。
通行证上不要写具体地址,写旅馆就行。”
丘吉尔点了点头,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本子,记了几笔。然后他说:
“明天下午之前,我把通行证样张送来给你们看。
如果格式对,后天就能拿到正式的。”
他看了安东尼一眼,又说了一句,
“安东尼先生,霍根那边,我会说你是科斯特洛先生的儿子。
这不会有问题的。”
然后他转身出去了。
三天之后,五张通行证到了安东尼手里。
通行证是真正的华盛顿特区警察局签发的,上面盖着钢印,写着五个普通的名字和五个普通的职业——两个推销员,一个会计,一个机械师,一个教师。
每张通行证上都贴着照片,照片上的人是安东尼从美共地下组织提供的候选人里挑的。
那些候选人他不认识,但他知道他们是东线派来的特种作战人员。
他们的照片看起来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有的戴眼镜,有的留着胡子,有的看起来很年轻,有的看起来很疲惫。
十一月末,五个人分批进入了华盛顿。
第一个从弗吉尼亚方向坐长途汽车来的,在阿灵顿检查站出示了通行证,哨兵看了照片,又看了他一眼,挥了挥手放行。
第二个从巴尔的摩方向坐火车来的,在联合车站的出口处被拦了一下,他递上通行证,警察翻了翻,问了句“来华盛顿干什么”,他回答说“出差”,警察把通行证还给他,说“走吧”。
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各自走了不同的路线,用了不同的交通方式,在两天之内全部进入了市区。
他们眼中的华盛顿,跟宣传里的那个“自由世界最后堡垒”完全不一样。
白宫北面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上,路灯有一半是灭的,剩下的也在闪烁,像是随时会断。
街角的店铺大多关着门,窗户上钉着木板,木板上贴满了传单——有美共地下组织撒的,有联邦政府贴的,有各个反战团体印的,层层叠叠,像一面面剥落的墙皮。
行人很少,而且走得很急,低着头,不怎么看别人。
偶尔有军车从街上驶过,车厢里坐着穿制服的士兵,他们的脸是灰的,眼睛是空的。
空气中有一股味道,是垃圾、煤烟、和某种说不清的酸味混在一起。
商铺的橱窗里摆着商品,但标价签上的数字高得吓人——一磅牛肉两块五,一打鸡蛋一块八,一双皮鞋十二块。
这些价格在两年前还是三分之一。
排队领救济粮的队伍从街角一直排到下一个街角,队伍里的人有老人,有妇女,有退伍兵,有孩子。
没有人说话,队伍安静得像一条灰色的河。
五个特种作战人员分散住在安东尼提供的三处房子里——一处乔治城的联排别墅,一处国会山附近的公寓,一处白宫北边一条小街上的旧宅。
他们白天不出门,晚上才活动。
他们用无线电跟东线指挥部联络,用暗号跟华盛顿市委接头,用安东尼提供的通行证在城里穿行。
他们花了三天时间侦察了胡佛的办公室、巴顿的临时住所、和罗斯福日常出入的路线。
他们把这些情报记录下来,用密码发回东线。
东线的回复很简单——“等命令。继续侦察。”
安东尼最后一次见到那五个人是在十一月最后一天的晚上。
他去乔治城那处联排别墅送补给——几袋面包、几罐罐头、一卷地图。
他走进房间的时候,五个人正围在桌前看地图。
其中一个年纪稍长的男人——大概是四十岁,脸上的风霜比另外四个都重——抬起头来看了安东尼一眼,点了点头。
他说了一句话,声音很平:
“你父亲的事,我们知道了。
你不欠他的。”
安东尼没有接话。
他把补给放在桌上,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步,回头看了一眼。
那五个人已经重新低头看地图了。
煤油灯的光映在他们脸上,把那些普通的、疲惫的、安静的面孔照得忽明忽暗。
安东尼把门关上,走出了别墅。
外面的街道很黑,路灯灭了大半。
他把手插在口袋里,沿着人行道往前走。前面是白宫的方向,他能看到那栋建筑的轮廓在夜色中矗立着,上面的灯很暗,只有几扇窗户亮着。
他看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朝另一个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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