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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中午,我背着吉他下楼,赵北川的车已经停在楼下了。他把后备箱打开,我把琴盒和谱架放进去。
她跟在我后面,拎着保温杯,说:“木牌翻过来了。”
“今日休息。”我说。
“嗯。”她说,“下午,书店歇半天。”
“嫂子也去。”赵北川从车里探出头。
“说好的。”她说,“试音那天,我陪他去。”
中午,她在书店吃了药,锁了门。
回响在鼓楼边上的一条胡同里。门脸不大,两扇铁门刷成黑的,白天没开灯,里面暗。推门进去,是一间长方形的屋子,舞台在尽头,高出地面半米。台下摆着一排一排折椅,数不清,大概两百把。冬天的光从门缝里进来,落在最前排几把椅子上。
我们到的时候,差一刻三点。
舞台上有音箱,有麦架。鼓在角落里,蒙着布。墙是水泥的,刷了一层深灰。灯吊在半空,没开。
一个三十来岁的***在调音台后面,耳朵上夹着一支笔。他抬头看我们:“回声。”
“嗯。”我说。
“名字我听过。”他说,“老罗念叨一个礼拜了。”
“别听他念叨。”我说。
“试音吧。”他说,“从第一首开始。”
我架好吉他,试了试弦。赵北川把贝斯接上音箱,调音师让他弹了一个根音,又弹了一个,说:“贝斯沉下去。别抢人声。”
“知道。”赵北川说,“底下托着。”
调音师又调了调贝斯的通道,说:“中频收一点。别跟人声打架。”
“听你的。”赵北川说。
“我调,你弹。”调音师说。
三首老歌,一首一首过。她坐在第一排,没出声。我唱到补全那首的中间,看了一眼她。她在听,很认真。
调音师在歌单上记着什么,记到第二首,他问:“这歌叫什么。”
“没定。”我说。
“没名。”赵北川说,“谱子上就写了个日期。”
调音师看了看谱子,说:“那海报上写什么。”
“先唱。”我说。
“行。”他说,“先唱。名字,先长着。”
试音的时候,屋里空,两百把椅子没人坐。第一首唱到一半,声音在屋角打了个转,又回来。调音师说:“人声别加混响,干着唱。这屋子的墙,自己会给。”
“嗯。”我说。
“这屋,比录音棚还诚实。”他说,“录坏了能重来。在这儿,唱出去,就收不回来。”
我没接话。五年前,礼堂里也是这样。唱出去,收不回来。那首没唱完的歌,我欠了五年。下个月,在这儿,把它唱完。
试到《夏至》。调音师听完,问:“这首叫什么。”
“《夏至》。”我说。
“有名字了。”他说。
“长出来的。”我说。
她在台下跟着哼了第三句。调音师听见了,说:“这歌,有人会唱。”
试到《常来》。调音师说:“这首我也听过。老罗放了好几遍。”
“《常来》。”我说。
“名字好。”他说,“常来。”
老罗中午过后到的。他看了一眼台上,说:“试得怎么样。”
“顺。”调音师说。
“海报我让印了。”老罗说,“乐队名,写什么。”
“回声。”赵北川说。
老罗看了我一眼:“你这棚叫回声,乐队也叫回声。我这叫回响。差不多的名。”
“凑一晚上。”我说。
“行。”老罗笑了,“那天海报上,一排名字,中间印个回声,好听。”
她在台下说:“成都一个回声堂,北京一间回声,台上一个回声。齐了。”
老罗看看她,说:“这姑娘,会说话。”
试到《天井》。前奏过完,副歌前,四拍,空着。调音师在调音台后面停了一下:“副歌前,空四拍。”
“嗯。”我说。
“留着进什么。”他问。
“大提琴。”我说。
“这场上吗。”他问。
“不上。”我说。
“可惜了。”他说。
“不可惜。”她在台下说,“它等别的时候。”
调音师没再问。他在歌单上画了个圈,说:“空四拍。我记着,别补。”
“不补。”我说。
四拍,一直空着。她说过,等你唱的时候,我在这儿进。下个月我唱的时候,它还是空的。它等的是别的一天。
老罗把演出安排说了一遍:下月第三个周六,晚上八点开场,四支乐队拼场,你们排第四支,九点过后上台,六首,唱满半小时。他说完,走到台前,在第一排中间那张椅子上拍了一下:“这张,我拿胶带贴上,不卖票。”
“给谁留的。”赵北川问。
“给第一排的人。”老罗说。
“谢谢。”她在台下说。
“你要是哪天想上台,也上来。”老罗对她说。
“不上台。”她说,“我坐台下。”
老罗点点头,说:“那天,你们早来两小时,走一遍台。六首,从第一首到第六首,一气儿过。”
“行。”我说。
“半小时,六首,够吗。”赵北川问。
“够。”老罗说,“唱满,别拖。”
“我让调音师把空四拍标在谱子上。”老罗说。
“标了。”调音师说,“画了个圈。”
试完音,我收拾好琴,站在台中央,回头看台下。两百把椅子空着。只有她一个人坐着。我站在台上,忽然明白,那天晚上台下坐满两百人的时候,我也只会看见一个。
“台下有一个人是我,就是当面。”她说过。现在,那一个人,坐在空屋子里,等着。
“你上来看看。”我说。
她走上来,在舞台中间站定,拍了一下手。
声音在空屋子里转了一圈。
“这屋,有回声。”她说。
“回响。回响。”老罗在台下说,“就是这个意思。”
我退到台下,站在她刚才坐的位置,抬头看她。她站在台上,像站在一个还没开始的晚上。
“你站那儿,好看。”我说。
她没接话,走下台,说:“那天,你站这儿。我坐那儿。”
她走下台,从保温杯里倒了一杯水,递给我。调音师看见了,说:“嗓子金贵,难怪。”
“唱完要说话。”她说。
“跟谁说。”调音师问。
“跟我。”她说。
调音师没再问。赵北川在一边收拾贝斯,笑了。他说:“这水,我上回喝的那瓶,也是常温的。”
离开的时候,天快黑了。鼓楼的胡同里,路灯刚亮。街角有个烤红薯的炉子。她停下来,买了一个,掰了一半给我。
“冷天,甜的东西才显甜。”她说。
“嗯。”我说。
“唱完,我下去找你。”我说。
“好。”她说。
夜里,我回到棚里,把六首歌的顺序写在一张纸上:第一首到第六首。老歌开场,《夏至》在中间,《常来》在后头,《天井》收尾。写完,贴在谱架上。
王哥发来消息:“棚用完了。钥匙放调音台抽屉了。下回,我再来听排歌。”
“好。”我回。
我把那张纸又看了一遍。下月第三个周六,晚八点。回响。
台灯下面,还压着三样东西。它们等着被打开。
晾衣绳的第二句,还空着。
可歌单齐了。试音也顺了。
不着急。日子长,歌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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