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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查是周二。
那周还没过完,她打来电话,说:“华西血液科的号挂好了,下周二上午九点,让我把身份证带上。”我说:“好。”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她又说:“你记得带,别到时候又要折回去拿。”
我说:“不会。”
她说:“上次你就折回去了。”
我说:“那是去民政局。”
她在那头笑了两声,说:“挂了,你看你的谱。”
挂了电话,我站在棚里,看了一会儿空白的歌词纸。晾衣绳还是只有第一句。
周一她坐动车来。北京西到成都东,下午三点二十到。我提前了半小时到出站口,看大屏上的车次,一趟一趟地过。三点一刻,广播报她那一趟到了。人从闸口涌出来,我一眼就看见她,拉着那个旧行李箱,浅色外套,头发扎着。瘦了点,精神还行。
她走过来,说:“接站还提前半小时。”
我说:“怕堵。”
她说:“我又不是不知道你住哪儿。”
出了站,地铁转一趟,到玉林路。地铁上人不多,她靠着窗,看了一会儿外面,说:“成都还是这样。”
我说:“哪样。”
她说:“树多,慢。”
我说:“嗯。”
她订的是后街一家小旅馆,门脸不大,柜台后面的阿姨在看手机。房间在三楼,窗户朝巷子,不大,但是干净。她把行李箱靠在墙角,说:“这里离医院近,早上不用起太早。”
我说:“你订的。”
她说:“我订的。你那个棚,离华西太远了。”
晚上在巷口的面馆吃。她要了红油抄手,我要了牛肉面。面馆人多,桌子拼着坐。她吃了半碗,放下筷子,说:“胃口一般,精神还行。”
我说:“那就行。”
她说:“你最近睡得晚。”
我说:“写东西,睡得晚正常。”
她没接话,把碗里剩下的两个抄手吃了。
吃完出来,天已经黑了。巷子里的风带着一点凉,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路过那棵老槐树,树底下的牌子还在,白底黑字,写着“把歌唱完再走”。
她停下来,看了好一会儿,说:“还在。”
我说:“在。”
她说:“去年这时候,这牌子就在。”
我们站了一会儿,风把牌子的边吹得晃了一下。她拉紧外套,说:“走吧,明天还要早起。”
周二早上七点半,我到旅馆接她。她已经在楼下等着,换了一件浅色的薄外套,头发扎起来了,手里拎着病历本袋子。地铁两站,到华西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半。出地铁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说:“先不吃。抽血前吃东西,就白抽了。”
我自己在路边买了个包子,三口吃完。她看着我,没说什么。
血液科在三楼。候诊的人多,走廊两边的椅子坐满了,还有人站着。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她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从袋子里翻出病历本。本子旧了,边角卷起来,封面的字磨得有点淡。她翻到里面,我瞥见几张化验单,有上个月的,有三个月前的,还有一张空白的,新的。
她把单子按顺序排好,又合上,放在膝盖上。
八点五十,叫到她的号。我们进去,方医生坐在桌子后面,戴着眼镜。问得细,有没有发烧,身上有没有出血点,精神怎么样,睡得好不好,最近胃口怎么样。她一一答,声音不大,说最近都还好,就是偶尔觉得乏,睡一觉就好。
方医生点点头,说:“先抽血,结果出来再说。”
抽血在二楼。护士让她伸左手,她把手放在垫子上,别过脸去。针扎进去的时候,她肩膀绷了一下,没出声。一管,两管。护士拔针,让她按着棉签。
她说:“习惯了。”
护士说:“这么配合的病人不多。”
她笑了一下,说:“不疼。就是凉。”
抽完血要等结果,护士说大概两个小时。我们下楼,到医院花园里坐着。太阳出来了,晒在身上暖的。花坛里的叶子绿得发亮,有护士推着轮椅从旁边过去。旁边椅子上坐着一个阿姨,手里攥着化验单,看了又看。她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没说话,把手里的单子叠好,放进袋子里。
她问我棚里的事。我说:“母带在棚里放了一个月了,没人动。六首歌的单子列出来了,三首有眉目。周六还是两场驻场,小满嗓子好,场子带得起来。”
她听了,说:“那就好。”
她说:“驻场那两场,还是周六吗。”
我说:“还是周六。老板说,账本上给你记着。”
她笑了一下,说:“记着好。”
她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又问:“麦子熟了那首呢。”
我说:“母带出来了,放一个月再发。老周说,急不得。”
她说:“老周说得对。”
我说:“排期表上六首排好了,第三首的名字,还空着。”
她看着花坛里的叶子,说:“先空着。歌和名字,都会来的。”
停了一下,她又问:“晾衣绳那首呢。”
我说:“第二句还空着。”
她说:“等它长回来。”
我说:“那你不就写了两句了。”
她没接话,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背,棉签压过的地方有一个小红点。过了一会儿,她说:“第二句不着急,先把前头的歌弄完。”
我说:“嗯。”
十一点半,结果出来了。自助机打印,两张纸。机器吐纸的时候,她盯着看了几秒,才伸手去拿。她拿着纸往三楼走,步子比早上快,裙摆一荡一荡的。
方医生把新旧单子放在一起比,凑近看了两遍,又抬头看她,说:“稳住了。各项都在范围里,比上次还好看一点。”
她没说话,抓着包带的手松了松。
她说:“谢谢医生。”
方医生把单子推过来,说:“药按时吃,不能停。别感冒,别磕碰,别累着。这个病不怕慢,就怕反复。指标是好了,底子还得养。”
她点头,把单子叠好,放回袋子。
她问:“多久复查一次。”
方医生说:“两三个月来一趟吧。反正你也不远,就当来成都吃碗面。”
她笑了,说:“那成。”
出了医院,太阳正高。她眯着眼看天,长长地呼了一口气,说:“你看,我说没事。”
我说:“你刚才手心里全是汗。”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自己的手,说:“你看得倒细。”
我说:“我看见了。”
门口有卖橘子的,小推车,堆得黄澄澄的。她停下来挑了几个,说:“这儿的橘子甜。”付了钱,剥了一个给我,果肉饱满,确实甜。她自己吃了一瓣,说:“回去给你那棚里也放一筐。”
下午五点,成都东站。她检票进去之前,回头站定,说:“就到这儿吧。”
我说:“到北京了给我发个消息。”
她说:“嗯。”
我说:“第二句,慢慢写。不急。”
她说:“还有。伞带了没有。成都这几天要下雨。”
我说:“带了。你寄的那张纸条,我看一次记一次。”
她没再说什么,看了我一眼,转身进了闸机。背影混进人群里,浅色的外套在人群里晃了几下,看不见了。
晚上八点四十,消息来了。两个字,到了。
我拨过去,她接起来,声音有点哑,像是路上睡着了又被吵醒。
我说:“指标稳,医生说的你都听见了。”
她说:“嗯。”
我说:“药别忘了。”
她说:“忘不了。你也是。”
停了一会儿,我说:“下次复查,我去北京接你。”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她说:“好。到时候你那个第二句,差不多也该出来了。”
我说:“那说定了。”
她说:“说定了。”
挂了电话,我站在棚门口,夜风有点凉。回屋,插上旧iPod,戴上耳机,歌一首一首放过去。放完一圈,又回到晾衣绳。还是只有第一句,第二句空着。
空着就空着。日子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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