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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十一号是个晴天。临江的春天来得晚,但那天太阳很好,照在宿舍楼的水泥地上,白晃晃的。
陶爱民没有去上海。他想过要不要去现场看摇号,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去不去,该中的会中,不该中的站到摇号机跟前也没用。他把该做的事做了,剩下的交给概率。
上午两节课,货币银行学。他坐在第三排,记笔记。字迹工整,跟往常一样。老师在讲利率传导机制,板书写了满满一黑板。他抄完最后一行的时候,下课铃响了。
周文远没来上课。
中午陶爱民去食堂,路过周文远的宿舍,门开着。他探头一看,周文远坐在桌前,收音机开着,调到上海台,滋啦滋啦地响。
“听了多久了?“
“早上八点就开了。“周文远眼睛没离开收音机,“还没播。说下午两点摇号,三点公布。“
“那你先吃饭。“
“吃不下。“
陶爱民没劝。他知道这种时候劝人吃饭没用。他打了两份饭回来,一份搁在周文远面前。周文远没动筷子,但过了半个小时,端起来扒了几口。
下午三点十分,收音机里开始播新闻。
播音员的声音很平,像在念天气预报:“今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首次股票认购证公开摇号,共发行……中签率为百分之二点七……“
百分之二点七。
周文远的手抖了一下。他飞快地在纸上算:2066乘以百分之二点七,等于五十五点七八。取整,五十六张。
“五十六张。“他声音发干,“你中了五十六张。“
陶爱民嗯了一声,端着饭盒继续吃。
“你怎么这个反应?“周文远几乎要跳起来,“五十六张,你中了五十六张。“
“我听见了。“陶爱民把饭盒放下,“中签率百分之二点七,两千零六十六张里中五十六张,大致是这个数。不意外。“
周文远愣了一下:“不意外?“
“第一轮中签率低是正常的。发行量大,盘子摊薄了。“他擦了擦嘴,“但这个数字不重要。“
“什么意思?五十六张中签还不重要?“
“重要的是后面三轮。“
消息在校园里传开是第二天的事。经济系有人买了二十张认购证,一张没中。隔壁会计系有个老师买了五十张,中了一张。食堂里议论纷纷,有人说“还不如存银行“,有人说“三十块买张纸,亏到姥姥家“。
周文远打听到一个消息:系里有个研究生买了整整一百张,只中了二张。
“一百张才中两张。“他跟陶爱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复杂,既庆幸又担忧,“你的中签率比他高。“
“运气。“陶爱民说。
但他自己知道不全是运气。他买了两千零六十六张,基数大,中签的绝对数量自然就多。这是数学,不是玄学。那些买十张二十张的人,中签率再高也是零点几的期望值,不中才是常态。
没有人知道他买了多少。他从来没跟外人说过具体数字。周文远知道他买了不少,但也没想到是两千多张。在所有人眼里,他不过是个借钱买了几十张认购证的大学生,运气好中了十几二十张。
当天晚上,他在笔记本上算了一笔账。
五十六张中签证,每张对应一个新股认购权。第一轮中签的股票有延中实业、真空电子等几只,发行价从四五块到十几块不等。每张中签证可认购的股数各不相同,平均下来大约三五百股。
但中签只是拿到了“买的资格“。要真正拿到股票,还得按发行价追加认购款。平均每张中签证追加一千多到两千块,五十六张加起来,得再掏七八万。
他没有七八万。
更重要的是,他算过另一笔账:第一轮中签的新股,上市后涨幅有限。这些股票盘子小、质地一般,上市首日涨个一倍两倍撑死了。与其自己掏钱认购、等上市、再卖掉,不如直接把中签证卖给黑市上的人——那些想买新股但没中签的人,愿意出钱买中签证。
差价不会太大,但省时间、省资金、省风险。
他把账算完,合上笔记本。
周文远在旁边看着,忍不住问:“你打算怎么弄?“
“卖。“
“卖?卖中签证?“
“对。不认购,直接卖中签的资格。“
周文远张了张嘴。他想过认购、想过等着上市,唯独没想过卖中签证这条路。在他看来,中签是好事,为什么要卖?
“第一轮的股票一般,“陶爱民说,“上市涨幅不会太大。我手里的资金不够全部认购,硬凑的话得借高利贷。不如把中签证卖了,落袋为安。“
“那后面三轮呢?“
“后面三轮才是重头戏。“他顿了顿,“第一轮中签率低,大家觉得认购证不值钱了,会有人把认购证扔掉或者贱卖。到了第二轮、第三轮,参与的人少了,中签率反而会上去。中签率上去了,认购证就更值钱。“
周文远沉默了好一会儿。“你早就想好了。“
“嗯。“
“那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告诉你你会急。“
周文远没话说了。他确实会急。这三个月他急得嘴上起泡,每天翻倒计时本,比当事人还紧张。
“还有一个原因,“陶爱民说,“第一轮中签率低,说明认购证总量不大。总量不大,后面三轮的中签率就会被摊高。这不是我猜的——你看中签率百分之二点七,意味着一百张里中不到三张。很多人买了十张二十张,全军覆没。他们下一步会怎么做?把认购证扔了。到了第二轮,池子里的认购证少了,中签率自然就高了。“
“你怎么知道后面中签率会高?“
“我不确定。但概率上是这个趋势。“
陶爱民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一个电话号码,是他在上海买认购证时从一个黄牛手里顺来的。那人姓李,在静安那个营业部门口倒票,专门收中签证。当时陶爱民多给了他一根烟,换了这个号码。
“我现在打电话?“周文远问。
“晚上打。白天打不通,营业部人多,他不在电话旁边。“
晚上九点半,陶爱民走到教学楼一楼的公用电话旁边。投了两毛钱硬币,拨了那个号码。
忙音。
再拨。还是忙音。
第三次,通了。那头嘈杂得很,有人在喊什么,碗筷碰撞的声音。
“喂?李师傅吗?“
“谁?“
“东江大学的,姓陶。上个月在静安营业部买认购证的时候,您给过我电话号码。“
对方沉默了两秒。“哦,想起来了。那个学生。什么事?“
“我第一轮中了五十六张。想出手。“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然后那个声音说:“你等着,我明天给你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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