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慢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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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点二十的过路车，七点半到汉丰。出了站，陶爱民没在站前逗留，先绕到广场东边的国营饭店，花两毛钱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一个烧饼，把路线图在心里又过了一遍。
汉丰是地区行署所在地，比清源县城大三圈。他这一趟的活儿分两天：今天，市里两个集市；明天，郊县一个镇。收满两千块的面值就走——不贪多，不恋战，这是他在家里就定好的数。
上午九点，东风路集市。
集市的西南角是储蓄所，门口的梧桐树下，站着几个抱胳膊的人。陶爱民溜达过去，耳朵先支起来。
“……八五年券，一百的，七十五。“
“七十五？老周你也下得去手。人家急等钱用——“
说话的是两个票贩子，三十多岁，穿的确良，袖口卷着，手腕上一块表盘锃亮的手表。他们蹲在树荫底下，面前不着货，货都在怀里。陶爱民听了一刻钟，把行价听明白了：票贩子收券，七五折往下砸，急用钱的认栽；转手七八折卖给下家，下家凑整了走长途贩到上海去。
他没搭话，走到储蓄所边上的公告栏前站定，看那张兑付启事。看了一会儿，身边来了个中年人，犹豫着搭腔：“同志，你收券不？我这里有八九年的一百块——“
“您说个价。“
“票贩子给七十五。我看你像个念书的，实在人……七十八，行不？“
“八十。“陶爱民说。
中年人愣了，反复看了他两遍，才把钱数出来。陶爱民接过券，对着太阳照了照水印，点了数，从包里数出八十块，一笔一笔记在作业本上：八九年券，面值一百，八十元收。
第一笔，成了。
这一天下来，他收了面值九百六十块，本金去了七百六十八块。价钱从八十开到八十二，都是明价，一分钱不还，也一分钱不占人的便宜。到了下午，不用他开口，有上午卖券的人领着邻居直接来找他——集上很快传开了：储蓄所门口有个学生伢，价钱公道，不挑不拣，现钱。
收摊前，树荫底下那个叫老周的票贩子踱了过来，绕着他走了半圈，皮笑肉不笑：“学生伢，行情挺熟啊。哪位师兄带的道？“
“没人带。“陶爱民把最后一沓券点完，记上账，才抬起头，“报纸上念的。人民银行发的兑付办法，广播里也念，七月底还登了报。周师傅要是有空，也该去念一念——您那个七十五，压得太狠了，迟早把客人压到别处去。“
老周噎了一下。压价压到什么数，是票贩子吃饭的本事，也是外人摸不着的底；这话从一个学生嘴里出来，等于被人隔着衣服点了穴。他盯着陶爱民看了半天，忽然换了副面孔，递过来一根大前门：“兄弟，个人物。往后汉丰地面上有事，东风路找我。“
陶爱民接了烟，别在耳朵上，没点。他清楚，这种人得罪不得，也交不得——接烟，是给面子；不点，是留分寸。
晚上，他住进火车站边上的一家大车店，五毛钱一个通铺。屋里横七竖八睡了十几个跑脚的，汗味刺鼻。他把两千块面值的券分作三处：一沓缝在裤腰里，一沓塞进帆布包夹层，最后一沓用油纸包了，塞进枕头套里自己脖子底下。前世的行李从来不用自己操心，这一世他睡通铺，头一挨枕头就睡着——心里有数的人，觉都沉。
第二天，他换到了郊县临湖镇的集上。
照旧在信用社门口，照旧八十二上下的价。上午顺当，收了面值七百多。晌午出了岔子——一个精瘦的汉子挤到他跟前，眯着眼上下打量：“小兄弟，哪条道上的？谁带你来的？“
周围卖券的人往后缩了缩。陶爱民认得出这种人，不是黑道，是地头蛇，混口饭吃的。他把作业本合上，声音不高不低：
“大哥，我是学生，临江念书的，跑一趟挣个学费。“他顿了顿，把话替对方说破，“您收七五，我出八十二，货往我这儿流，您心里不痛快，这个我懂。可这买卖没有道，只有价——您往后出八十四，我扭头就走，这个集让给您。“
精瘦汉子盯着他看了半天。这话软中带硬：价钱上让不出破绽，话里又给足了台阶。他忽然咧嘴一笑，抬手拍了拍陶爱民的肩膀：“会说话。收你的。“转身挤出了人堆。
下午三点，本钱两千整，收进面值两千五百块。八七、八八、八九年的券都有，最大的一笔是个老太太，孙子上中专等学费，三百块面值的券，八十四折让给他，他数钱的时候多留了两块在台面上，没说话，老太太愣了一下，把两块钱捏起来又放下，作了个揖才走。
当天傍晚，他没在汉丰过夜多耽搁，进站，上了去上海的夜车。
汉丰到上海，硬座，二十四块八。
车厢里挤得满满当当：出差的干部，探亲的军人一家子，麻袋摞到行李架上的倒爷，还有一帮跟他年纪相仿的学生。车灯昏黄，烟味、汗味、茶叶蛋的味混在一处。陶爱民靠窗坐着，裤腰里那一圈硬硬的纸贴着肚皮，随车身一颤一颤。
他不跟人搭讪，也不闭眼。三十七年坐火车的规矩，他又捡了起来：东西贴身，背靠车厢壁，脸朝人多的方向，困了眯一刻钟，醒一次，摸一次腰。
邻座是个跑单帮的，五十来岁，看他一路警醒，乐了：“小兄弟，出门带的啥金贵物件？“
“学费。“陶爱民答。
“学费随身带两千？“对方撇撇嘴，显然不信，也就不再问。
车过苏州，跑单帮的泡了一缸子浓茶，话匣子打开了。他跑了六年券，芜湖、合肥、武汉都走过，讲起各地的行情如数家珍。陶爱民不多话，只是听，偶尔递一句：“合肥真有六八折的价？“老头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挂牌是有，可人家一天放两百个号，天不亮去排队，排在后头就白搭一天。本地黄牛跟柜台里的人熟，号都被他们把着——外乡人去，能收到货，比登天难。“他说着摇头，“这碗饭，吃的是腿，更是人头熟。“
陶爱民点点头，把这些话一句一句收进心里。他前世分管过金融，知道柜台后面也是人，是人就有规矩、有缝隙。合肥的路怎么走通，等到了合肥再说——先把脚下的路走稳。
夜里十一点，车过一条大江，桥很长，钢梁一根一根从窗外掠过去，车轮的声音变成轰隆隆的一片。对岸的灯火铺开来，一眼望不到头。
上海快到了。
陶爱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在心里把账又算了一遍：两千五的面值，上海柜台要是挂九十七块五，就是两千四百三十七块五；挂九十五，是两千三百七十五；就算砸到九十二，也还有两千三百——本钱两千，路费饭钱六十块，怎么算，这一趟都亏不了。
这笔账他算过不下二十遍。可他还是又算了一遍。前世审过的可研报告里，凡是拍着胸脯说“稳赚“的，他都要打回重做——世界上没有稳赚的买卖，只有把最坏的情况算清楚了的买卖。
车轮的声音慢下来。广播里的女声报出站名，普通话，末了又用上海话报了一遍。
车停了。人潮涌向车门。
陶爱民最后摸了一次腰，把帆布包的带子勒紧一扣，随着人流下了踏板。
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日，清晨五点五十，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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