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断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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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断弦

    九月，新学期开始了。杨晓东升上初二，教室从二楼搬到了三楼，靠窗的位置能看到更远的海。黑板上方挂着的“勤奋求实”标语换成了新的，旧的那幅边角卷了边，被撕下来的时候在墙上留了一块浅色的印子。陈美华还是班主任，开学第一天点名的时候念到“杨晓东”，他喊了一声“到”，声音比初一的时候响亮了一些。

    王海涛还是他同桌。开学第一天，他就凑过来问：“邱玉林走了？”杨晓东点了点头，没有多说什么。王海涛也没有追问，只是从书包里掏出一包新口味的辣条放在两人课桌中间，说了句“尝尝，新出的，比老款的辣”。他已经学会了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该安静——这个从初一开学第一天就给杨晓东夹红烧肉的男生，在一年里也长大了不少。

    日子恢复了规律。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沿着海堤走二十分钟到学校，上课，吃午饭，上课，放学，回家，做作业，偶尔去台球室打工。滩涂上的那块大石头还在，杨晓东有时候放学后会绕过去坐一会儿，但不再像以前那样每天去了。不是因为不想去，而是因为他知道，那个拎着红色塑料桶的身影不会再出现在海堤西边的巷子口。石头缝里的纸条还在，被塑料袋保护着，字迹已经褪色得几乎看不清了，但他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石头上邱玉林刻的那行字——“好事也会轮到我”——被海风侵蚀得比纸条上的字迹更淡，但每一个笔画都还摸得出来。

    邱玉林在厦门安顿下来后，很快给他发了第一条短信。短信的内容很简单：“宿舍四个人，都是福建的。有一个是漳州的，说话口音跟我们差不多。食堂的菜比家里的咸，但分量很足。实训厨房的灶台火力特别大，我第一次点火的时候差点把眉毛烧了。我爸送完我就坐下午的大巴走了，走的时候眼眶红红的，假装是沙子进了眼睛。”杨晓东看到最后一句，忍不住笑了一下。邱家的人，从邱玉林到她弟弟再到她爸，全都用“沙子进了眼睛”这个借口。

    之后每隔几天，邱玉林都会发短信过来。有时候说实训课上的事——她学会了一道荔枝肉，老师夸她刀工好，“你在五金店里切了那么多年铁丝，切菜的手劲刚刚好，一学就会”；有时候说她周末去逛了鼓浪屿，“岛上的钢琴博物馆里有上百架老钢琴，有一架是十九世纪的，琴键是象牙做的。我在那里站了快半小时，被人以为是工作人员”；有时候只是问杨晓东在学校里怎么样，问他妹妹的暑假作业补完了没有，问他有没有又去台球室打工到太晚。

    杨晓东每条都回，字不多，但每条都让邱玉林知道他在看。他还把自己攒的那三千八百块汇给了邱玉林——分成两次汇的，第一次两千，第二次一千八。汇款单上的附言栏很窄，只够写几个字，他第一次写的是“生活费”，第二次只写了三个字：“别省着”。邱玉林收到后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杨晓东反复看了好几遍，最后只回了一句：“你以前在四果汤店门口说的话——‘该听的时候听，不该听的时候别听。’这句话你也要听。”

    九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杨晓东去镇上的邮局给邱玉林寄东西——一件他母亲织的毛衣和一包家里晒的鱿鱼干。母亲自从知道邱玉林的事之后，嘴上不说什么，但每到换季就会多织一件毛衣，用的是服装厂里剩下的尾料毛线，颜色凑不齐，袖子是深蓝的，身子是浅灰的，拼在一起像东埔海边的暮色。她把毛衣叠得整整齐齐放进袋子里，说了句“厦门冬天风大，比我们这边湿冷，穿厚点”，就转身去厨房切菜了。杨晓东在邮局排队的时候碰到了邱尚杰。他手里也拿着一个包裹——大概也是寄给邱玉林的。

    两个人站在邮局的队列里，隔着一个正在贴邮票的老太太。邱尚杰比中考前胖了一些，颧骨不那么突出了，下巴上冒出了青色的胡茬。他穿着一件泉州三中的校服，胸前印着学校的校徽，看起来比东埔五中的校服精神不少。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时开了口。

    “你先说。”杨晓东指了指柜台。

    “你先来的。”邱尚杰往后退了一步。

    柜台前的老太太终于贴完了邮票，慢悠悠地拄着拐杖走了。邱尚杰走上前，把包裹放在柜台上。邮局的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女人，认识邱家的人，一边称重一边跟他聊天，说尚杰出息了，考上了泉州的学校，又说玉林去厦门了，你们邱家今年真是双喜临门。邱尚杰应付了几句，脸上的表情有些不自然。拿到邮寄回执之后，他转过身，对还在排队的杨晓东说了句：“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杨晓东说。

    邱尚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我姐上次打电话回来，说她实训课考了全班第二。她说谢谢我给她攒的学费。”他顿了顿，声音变得比刚才轻了一些，“我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然后他推开门走了。邮局门上挂着的风铃被门带动，叮叮当当地响了一阵。

    杨晓东把包裹寄出去之后回到家里，把邮寄回执夹在邱玉林的笔记本里。那本笔记本还在他这里——邱玉林临走前说让他保管着，等放假回来再接着写。他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从去年冬天那些歪歪扭扭的生字，到今年春天那篇抄了半页的孙少平的信，再到最近一页那个“杨晓东是傻子”。他把笔记本合上，放进抽屉里，和装贝壳碎片的塑料袋放在一起。

    十月的石狮，海风开始转凉。杨晓东升上初二后的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班级第五，年级前二十。陈美华在班会上表扬了他，说“杨晓东同学上学期期末是第十名，这学期进步到了第五，大家要向他学习”。王海涛在下面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低声说：“你这小子，是不是吃了什么神药？”杨晓东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努力读书不只是为了父亲的期望，更是因为他在给邱玉林讲课文的时候发现，把自己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是学得最牢的方式。

    邱尚杰在泉州开始了他的高中生活，很少回东埔，只有周末偶尔回来一趟。杨晓东有一次在镇上的公交站碰到他——他刚从泉州回来，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脸上带着一种被高中生活打磨过的疲惫。两个人站在同一个站台上，隔了大约两米远。

    “你姐最近怎么样？”杨晓东问。

    “挺好。上周她参加学校的烹饪比赛拿了二等奖。做了个什么——荔枝肉。她说那道菜是你上次在书上翻到的。”邱尚杰把书包放在地上，揉了揉肩膀，书包带子勒出的红印在他脖子上清晰可见。“你在初二怎么样？”

    “还行。月考第五。”

    “还行。”邱尚杰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语气里的意味有些模糊——也许是想起了自己一年前对杨晓东说的那句“你就是个穷小子，你有什么好的”。他把手从肩膀上放下来，站直了身体，像是无意中卸下了一个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公交车来了，两个人各自上了不同的方向。邱尚杰往东埔村的方向，杨晓东往鸿山镇的方向。

    十月下旬的一个傍晚，杨晓东放学后去了一趟滩涂。他刚帮陈美华搬完新到的练习册，手上还沾着油墨的味道。夕阳把海面染成了一片暗金色，那艘搁浅在滩涂上的旧渔船倾斜着，船底被海水泡得发黑，上面长满了藤壶。他走到那块大石头旁边坐下，把书包放在一边，从口袋里掏出那包贝壳碎片。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十月，十三个多月了。他把碎片倒在手心里，大大小小十几片，最大的那片上面还保留着半圈纹路。邱玉林手链上取下来的那片淡粉色贝壳也在里面，颜色没有刚捡来的时候那么亮了，但边缘那圈锯齿还很清楚。还有那枚完整的贝壳，裂缝还在，但没有碎。

    他把碎片重新放回塑料袋里，正准备站起来回家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邱玉林打来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有点激动，像是憋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倾诉的人：“杨晓东，我跟你讲个事。今天学校来了一个酒店招聘宣讲——是厦门岛内的一家四星级酒店，他们说可以给烹饪专业的学生提供实习岗位，实习期六个月，包吃住，每个月还有八百块补贴。我们老师说，如果实习期表现好，毕业后可以直接签正式合同，起薪一千五，交五险一金。”

    “你想去？”

    “我想去。但我不确定我能不能选上——一个班只有五个名额，按实训课成绩和理论课成绩综合排名。我理论课还行，实训课上次比赛拿了二等奖，应该可以试一下。但我又有点怕——怕选不上，又怕选上了做不好，毕竟是四星级酒店，他们要求肯定很高，万一我做错了菜被客人退回来怎么办。”她的语速很快，杨晓东从电话里能听到她那边宿舍里其他女生聊天的背景音——有人在说闽南语，有人在咯咯地笑，有人在水房里洗衣服。

    “你可以的。”杨晓东说。

    “你怎么又知道？”

    “因为你切的菜是用在五金店里剪铁丝的手练出来的。”

    邱玉林沉默了一秒，然后笑出来了。那个笑声被电话压缩了一些，但杨晓东还是能听出里面多了一些东西——不是小心翼翼的试探，不是压抑了太久之后破罐破摔的豁达，而是一种自然的、轻松的、甚至带着几分得意的笑。和她在东埔时的笑不一样——那时候的笑是一道光，稀罕而珍贵，让人想要小心翼翼地保存。现在的笑像呼吸一样平常，她不再需要特意积攒，随时都可以笑出来。

    “你还在台球室打工吗？”她问。

    “偶尔去。一周两次。”

    “别太累了。”

    “不累。我爸介绍我在码头做分拣，比台球室轻松，赚得也多一点。你弟说他寒假想去泉州那边找工地上的零活，被我爸知道了，我爸说太危险，给他在码头找了个整理货单的轻活。”

    “你跟尚杰现在——怎么样了？”

    杨晓东想了想。“上周在公交站碰到了。他问我在初二怎么样，我说月考第五。他说‘还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杨晓东听到邱玉林吸了一下鼻子，然后她的声音变得很轻，像是在努力压抑着什么。“你知道吗，去年十二月，尚杰在食堂后面打了你之后，我回到家跟他大吵了一架。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说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说你是看上了我们家的钱，说你根本不懂什么叫喜欢。我当时气疯了，给了他一巴掌。他捂着脸看着我，眼睛红红的，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的话。”

    “什么话？”

    “他说——‘姐，你以前从来不打我的。’”

    杨晓东握紧了手机。邱玉林从来不对任何人动手——她是一个被生活磨掉了所有棱角的人，逆来顺受，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她连对父亲说“我想去读书”都要酝酿这么多年。但那天晚上，为了杨晓东，她打了她最疼爱的弟弟。

    “然后呢？”

    “然后——然后我哭了。我抱着他哭了很久。我说对不起，我说姐不该打你。他也哭了——他大概从妈走之后就没哭过了。他说他不是故意要说那些话的，他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接受一个外人进入我们的生活。他觉得你是来把我抢走的。我跟他说，杨晓东不是来抢走我的，他是来告诉我，我值得被好好对待。”

    “后来呢？”

    “后来他就慢慢开始变了。不是一下子就变，是一点一点地变。从不再翻我的东西开始，到不再跟我爸告状，到在饭桌上说‘姐说得对’，到昨天——他打电话给我的时候问了一句‘杨晓东最近怎么样’。他没有再叫‘那个姓杨的’，而是叫了你的名字。”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想到去年冬天在台球室门口，邱尚杰站在路灯下抽着烟说“我跟我爸谈过了”的样子——那个曾经的死敌，用一种比道歉更难的姿态，一步步走向和解。他没有说“以前的事是我错了”，但他在建筑工地上攒的两千块钱、他在邮局门口说“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他开口叫出“杨晓东”这三个字而不是“那个穷小子”——这些比任何道歉都重。

    “他还问我，你过年去不去镇上看灯。”邱玉林补充道。

    “去。当然去。”

    “那我过年回来的时候——一起去。叫上尚杰。”

    “好。”

    挂了电话，杨晓东一个人坐在石头上，看着退潮后的滩涂。十月的海风已经有了凉意，把他的校服吹得猎猎作响。他想起自己一个人站在海堤上的去年九月，以为那个拎着红色塑料桶的女孩只是人生中的一个路过。后来她变成了他的习惯，变成了他的约定，变成了他每天放学后跑向滩涂的理由。到现在她走了一个多月，变成了手机屏幕上那些短信、汇款单上的附言、枕头下面那些贝壳碎片——每一次触碰，都像是还在和她对话。从“我一个人”到“我们”再到“各自努力”，中间隔了十三个月的海风、泪水、拳头和芋头糕。

    他站起来，把贝壳放回口袋里，沿着海堤往家的方向走。晚风裹挟着海水的咸味和远处渔船的柴油味吹过来，他深深吸了一口气，觉得这是他闻了一辈子的味道，但今天闻起来和以前不太一样。以前这味道总让他想起父亲的驼背和码头上的水泥袋，今天他忽然觉得，它也在提醒他，每一天都是新的潮汐。

    十一月，期中考试结束。杨晓东考了班级第四，又前进了一名。陈美华在成绩单上写了一行批语：“进步稳定，继续保持。”他把成绩单带回家，父亲看了一眼，说了句“还行”，然后把成绩单压在饭桌的玻璃板下面——那个位置以前压的是父亲年轻时在码头拍的工牌照片。母亲的毛衣针停下来，笑着说了句“比你爸年轻时候强”，然后又低头继续织毛衣。妹妹杨晓雨在旁边不服气地说“我期中考试数学考了九十八分”，全家人没人理她，她气得去院子里的柿子树下蹲了半天。

    邱玉林在厦门也传来了好消息。她成功入选了酒店的实习名单，十二月初开始进店培训。酒店提供制服——白色厨师服，领口有一道红色的镶边，帽子上绣着酒店的logo。她让室友帮她拍了一张照片，发彩信给杨晓东。照片是在宿舍楼下拍的，光线不太好，但能看出她穿着那套厨师服的样子——衣服有点大，袖口卷了两道，帽子戴得端端正正，嘴角带着一种杨晓东见过无数次的、微微上扬的弧度。她的身后是宿舍楼下的那排凤凰木，花期早过了，树上只有绿叶，和她在东埔滩涂上看过的任何一棵树都不一样。

    “像不像？”她在彩信下面附了一句。

    杨晓东回了一条：“像鹦鹉螺。”

    “什么意思？”

    “鹦鹉螺能在深海里游，能去很远的地方。蛤蜊只能留在滩涂上。你已经不是蛤蜊了。”

    邱玉林没有再回文字。她回了一个笑脸符号。杨晓东看着那个由冒号和括号组成的简易表情，觉得它比任何长篇大论都更能表达她此刻的心情。

    十二月的石狮，海风刺骨。杨晓东换上了那件缝了暗兜的棉袄——母亲在入冬前拆洗了一遍，把去年被邱尚杰一拳打穿的内衬重新补好了，针脚比去年更密。她把暗兜的位置往下移了两厘米，说这样不会被拉链硌到。贝壳碎片从秋天的薄外套转移到了棉袄内侧口袋里，还是用别针别好。他走到哪里都能感觉到它们——走路的时候贴着胸口，弯腰的时候轻轻晃动，跑起来的时候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十二月八日。这一天杨晓东记得很清楚。去年的这一天，他站在食堂后面的空地上，面对二十几个人，邱尚杰的拳头砸碎了他口袋里的贝壳。邱玉林挡在他面前，对弟弟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个人”。那一天改变了很多事情——邱尚杰的态度开始松动，邱玉林第一次在家人面前说出自己真正的感受，他口袋里的贝壳碎了，但换来了一整年的平静。

    今年的十二月八日，他在走廊里又碰到了邱尚杰。邱尚杰是周末回东埔的，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他看到杨晓东，主动走了过来。

    “今天十二月八号。”邱尚杰说。

    “嗯。”

    “去年今天，我打了你。”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看着邱尚杰，等着他把话说完。

    “我不想说对不起，”邱尚杰把目光移向走廊尽头的窗户，窗外是灰蒙蒙的海，“因为对不起太轻了。我舅舅在村委——我之前跟你说过，他那个人最爱管闲事。去年十二月我带人堵你的事，他在村里传了很久，添油加醋，把你说的那些话扭曲了七八个版本，说杨家的儿子骂我们邱家没教养，说你仗着认识我姐就看不起我们全家。那些人听风就是雨，把谣言当成了真相。前两天他又在饭桌上跟我爸提起你，说‘杨家那小子还在东埔五中，要不要再去教训一下’。”

    杨晓东的拳头慢慢攥紧了。他棉袄口袋里的贝壳碎片隔着内衬硌在他的肋骨上。

    “然后呢？”

    “然后我爸说了一句话。他说——”邱尚杰转过头，看着杨晓东的眼睛，“他说，‘杨家那小子，是我们阿琳的恩人。’”

    杨晓东的拳头松开了。

    “你爸说的？”

    “我爸说的。”邱尚杰重复了一遍，嘴角浮起一个极淡的弧度——不是得意的笑，更像是某种多年积压在心头的东西终于消散之后的释然，“我认识他十六年，从来没听过他用‘恩人’这个词。他以前说你的词是‘那个穷小子’、‘那个不要脸的’、‘那个拐走我女儿的’——现在他说‘恩人’。”

    杨晓东没有说话。他想起去年邱玉林的父亲在酒桌上放话要让他在东埔抬不起头，想起他在家里拍着桌子骂“白眼狼”，想起他在柜台后面沉默地抽烟，想起他戴着老花镜给招生办打电话。一个人从“那个拐走我女儿的”到“恩人”，中间跨过的距离不止是一年，而是对女儿六年的亏欠和最终的释然。

    “所以我不会让我舅舅乱来的。我爸也不会。”邱尚杰的声音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笃定，“但你要小心村里其他人。有些人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我舅舅虽然不是村委里最有分量的，但他认识的人多，喝了酒爱吹牛。他说的那些话已经传出去了——不是传到我爸耳朵里就算了，是传到了很多人耳朵里。有些人不认识你，但听了那些话就觉得你是个——”

    他没有把那个词说出来，但杨晓东知道是什么。这个评价他听了一整年了，从去年十一月份食堂里那些指指点点开始，到码头上父亲听到的污言秽语，再到榕树下每一个嚼舌根的人嘴里的版本。

    “我知道。”杨晓东说。

    “你知道你还——”

    “你姐走之前跟我说了一句话，”杨晓东打断了他，“她说‘记住今天’。那天是她第一次觉得好事也会轮到她。我说我会记住。不管村里人说什么，我都不会因为他们的口水否定自己做过的事。”

    邱尚杰看着他，沉默了很久。走廊里的风把窗户吹得咣当作响，楼下有人在打篮球，球砸在篮板上的声音沉闷而有力。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很低，像是在跟自己说话。

    “你——跟一年前不一样了。”

    “你也是。”

    邱尚杰点了点头。没有再多说什么，转身走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着，比去年冬天那个带着两个跟班的脚步声轻多了。

    杨晓东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的海。他想，一年前的今天，这片海见证了一个男孩被围堵、被打、口袋里的贝壳碎成十几片。一年后的今天，同一片海见证了那个打他的人说他父亲叫杨晓东“恩人”。有些东西变了，有些东西没有变——村里的流言还在，某些人的敌意还在，他口袋里的贝壳碎片也还在。

    但那句话——“杨家那小子，是我们阿琳的恩人”——像一道分水岭，把一个旧世界和新世界划开了。邱玉林的父亲，一个在五金店柜台后面坐了二十年、被生活压弯了腰的男人，用了整整一年，完成了从唾骂到感谢的全部转变。

    一月底，寒假开始。杨晓东把成绩单带回家——期末考试全班第三，年级第十二，是他上初中以来最好的名次。父亲把成绩单压在饭桌玻璃板下，和期中那张叠在一起，杨晓东能看到两张成绩单上自己的名字，一个在第五的位置，一个在第三，两条向上的线条像是他自己画的进度条。母亲在除夕夜的饭桌上特意多做了两道菜，说“庆祝晓东考进前三”。

    年夜饭和去年差不多——红烧鱼、芋头炖排骨、炒年糕、紫菜蛋花汤，今年多了一道糖醋肉和一道炒海蛎。父亲把鱼肚子上的肉照例夹给杨晓东和妹妹，自己吃鱼头和鱼尾。妹妹杨晓雨比去年高了半个头，不再像以前那样叽叽喳喳地说话，开始在饭桌上安静地吃饭，偶尔抬头问杨晓东一道数学题怎么做。母亲手上的冻疮比去年少了几道——大概是杨晓东用台球室攒的钱给她买了一瓶蛤蜊油，她每天都涂，从来不舍得浪费。饭桌上的气氛和去年没什么不同，但又处处不同。

    吃完年夜饭，杨晓东走出院子，站在门口看村里的烟花。手机响了。是邱玉林。

    “新年快乐。”她的声音在烟花声中显得格外清晰。背景音里有锅铲碰铁锅的声响和电视机里春晚的歌声，还有人在喊“阿琳，酱油放哪了”。

    “新年快乐。”杨晓东说。

    “你猜我在哪？”

    “家里？”

    “不对。”

    “滩涂上？”

    “太冷了，滩涂上风大，我又不像你那样不怕冷。”

    “那你——”

    “我在厦门，”邱玉林说，“我没回东埔。我爸也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在厦门过的年。我爸说既然我在厦门读书了，就来这边过年，顺便看看我上学的地方。这是他第一次在东埔以外的地方过年。他说外面的世界确实不一样。我们现在住的旅馆就在海边，窗帘拉开就能看到海。这边的海真的是蓝的，不是灰的。他看了很久，然后说——‘阿琳，你以后就在这里好好发展，不用总想着回去。我跟你弟在东埔好好的，你不用惦记。’”

    杨晓东靠在院门口的墙上，看着东埔上空的烟花，想着此刻在厦门的邱玉林拉开窗帘看到的那片蓝色的海。她说过很多次，东埔的海是灰色的，厦门的海是蓝色的。现在她终于活在蓝色的海旁边了。

    “正月十五你回来吗？”他问。

    “回来。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一起去看灯。”

    “叫上尚杰。”

    “叫上他。他说他今年不跟那些狐朋狗友一起放烟花了——他跟他们说了他要在海堤上看灯。他想来。”邱玉林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你把他带歪了。”

    “是你把他带正的。”

    “是我们。”

    杨晓东没有回答。他抬头看着夜空中炸开的烟花——红色的、绿色的、金色的火花在东埔的夜空中绽放，照亮了整个海面。和去年除夕看到的烟花一模一样。但今年站在这里看烟花的那个男孩，口袋里装着十三个月的贝壳碎片，成绩单上写着“全班第三”，心里刻着一行石头上的字——“好事也会轮到我”。

    “杨晓东。”

    “嗯？”

    “还有半个月我就回来了。”

    “我等你。”

    挂了电话，杨晓东走进屋子。父亲在饭桌前剥花生，面前的小碟子里已经堆了一座小山似的花生壳。母亲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的声音和电视里的春晚小品混在一起。妹妹杨晓雨趴在饭桌的另一边，面前摊着寒假作业，手里转着笔，嘴里念念有词。屋外的烟花还在放，海面上倒映着一片忽明忽暗的光。

    他走进自己的房间，从抽屉里拿出邱玉林的笔记本。笔记本的封面已经被翻得卷了边，里面夹着每次邮寄东西留下的回执单。他翻到最后一页——那一页上还只有一行孤零零的“杨晓东是傻子”。他拿出笔，在下面写了一行字：

    “邱玉林是鹦鹉螺。”

    然后他把笔合上，把笔记本放回抽屉里，和那包贝壳碎片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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