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派遣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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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遣证是六月下旬发下来的。

    辅导员把三张桌子拼在一起，按学号叫名字。叫到的人上前，从一堆牛皮纸信封里翻出自己的那个。建国排在第二十七个。前面的同学拆信封的时候有人笑了，有人跟旁边的人对了一下眼神没说话。轮到他时桌上还剩七八个信封——他把自己的抽出来，手指在信封口停了一下，没拆。

    “不打开看看？“辅导员看了他一眼。

    建国把信封拆开。红头文件，抬头是省教育委员会的章，正文两行——“张建国同志，分配至××县粮食局报到。“落款处盖着另一个章。

    他把派遣证重新折好装回信封，放进上衣口袋里。辅导员已经叫了下一个名字。

    毕业聚餐在食堂二楼。两张圆桌拼在一起，菜是食堂师傅炒的，比平时多了两个荤的。啤酒是用班费买的，绿瓶子在桌上排成一排。

    “我那个单位在深圳，“坐在建国对面的男生把啤酒瓶往桌上一搁，“我还没去过深圳——只听说是特区。“

    “特区好——工资高。“旁边的人接。

    “工资高消费也高。我爸说去了先住他战友家，在罗湖那边。“

    “我北京的。“

    “北京什么单位？“

    “部里。先试用一年。“

    “那不走了——能进部里的基本都留下了。“

    建国夹了一筷子花生米。花生米有点潮了，嚼起来不脆。他旁边的同学被问到去向时说了两个字：“考研。“再旁边的是“省城——留校，当辅导员。“

    有人把话头转到建国这边。“建国，你分哪了？“

    “回县里。“

    桌上安静了两三秒。有人端起啤酒喝了一口，有人把话题扯到明年的分配政策会不会变。建国把筷子放在碗上，又夹了一颗花生米。

    散场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建国走在最后，从食堂门口到宿舍楼的那条路上只有他一个人。路两边的梧桐树叶子密得把路灯的光切成碎块，落在地上像补丁。他踩过一块光、一块暗、又一块光。布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几乎没有声音。

    回到宿舍他开始收拾行李。四年的东西摊在床上——课本、笔记、几件衣服、一双备用布鞋。他把课本码整齐，用一根绳子捆好。绳子在书角勒出一道印。笔记他没有全带——有些记了四年每一页都写满了的留着，有些只有前几页有字的放在一边。那些只有前几页有字的笔记大多是大一写的——那时候每一门课他都想学。

    他在抽屉最里面摸到一封信。半页纸，折了一道——“威哥：收到你的信，一直没回，事情多。村企批下来了，很高兴。爹在那边干得好就更好了。“后面是墨点洇开的一团黑——那团墨迹把后面还没写出来的话全盖住了。他把信折回原样夹进一本《政治学概论》里，绳子在书上又绕了一道。

    班车是第二天下午的。建国把铺盖卷捆好扛上肩，从宿舍走到校门口。铺盖卷还是娘当年缝的那床——七年前去县高中报到时也是这一床。被面洗得褪了色，但针脚还在，摸上去每一道缝线都还结实。他的手指在包袱皮上按了一下。

    班车是那种老式的长途车，座椅上的革面破了好几处，露出里面黄色的海绵。建国把铺盖卷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靠窗坐下。车窗玻璃上有一层灰，他用巴掌擦了一下——外面的麦田露出来了，是熟的，该收了。

    车开了以后有人开了窗户。风灌进来，带着麦秸和柴油混在一起的气味。建国把派遣证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一遍——和刚才一样的内容，没多一个字没少一个字。他重新折好放回去，手指在口袋外面按了一下。

    班车摇摇晃晃地在国道上走了三个多小时，到村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他扛着铺盖卷从村口走进来的时候，村口小卖部门口坐着的人抬了一下头，又低下去了。

    爹在院子里喂鸡。背比建国大学报到那天弯了一些，站起来的时候手撑了一下膝盖。看见扛着铺盖卷的建国从院门口进来，手上的鸡食瓢停在半空。

    “回来了。“

    “回来了。“

    爹把鸡食倒进槽里，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建国把铺盖卷放下，又从行李袋里拎出一袋化肥放在墙角——是省城买的，比县里便宜几块。上回爹在信里提过这事，他一直记着。然后从口袋里拿出那个牛皮纸信封递给爹。

    爹接过去，翻过来看了看——他不识字，但认识那个红章。他把派遣证抽出来，手指在红章上停了一下。那个位置跟七年前建国拿回来的录取通知书盖的是同一个地方。他把纸翻了个面看了很久——背面的白的，一个字没有。又翻回来，看那个红章。

    “粮食局。“

    “嗯。“

    “好。“他把派遣证小心翼翼地装回信封，递给建国。“离家近。“

    娘从厨房里出来，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她没问分到了哪里，只看了建国的脸一眼，转身进去多炒了一个菜。建国收拾行李的时候，娘把一条新缝的枕巾塞进铺盖卷里——白色的，边上一圈蓝色的线，没说话，又转进厨房去了。

    报到那天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县粮食局在县城老街上。大门是水泥柱子，左边柱子上掉了一块漆，露出的铁皮上有一层暗红色的锈。院子里有一棵老槐树，树底下停着两辆自行车——一辆永久，一辆飞鸽。传达室的老头问了他的名字，翻了翻桌上的登记本。

    “新来的大学生？“

    建国点了下头。

    “二楼，最里面那间。“

    走廊是水磨石地面，跟省城大学的一样——但这里的水磨石磨得多了，中间几块已经磨出了白色的底子。日光灯管是两管的，一根没亮，另一根闪了几下才稳住。走廊里有一股煤炉子和旧报纸混在一起的气味。

    办公室的门开着。三张桌子，靠窗那张空着——桌上有一盏绿罩子台灯，一个搪瓷缸，一瓶没拆封的蓝墨水，一沓格子稿纸。

    “你是张建国？“

    说话的是靠门口那张桌子的中年男人，四十多岁，头发往后梳，衬衫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和一支圆珠笔。说的是本地口音。

    “是。“

    “你那张桌子——老周上个月退了，桌子空出来了。先熟悉熟悉，明天开始写材料。“

    建国把铺盖卷靠墙放好，在椅子上坐下。椅子是木头的，坐板上有几条裂纹。搪瓷缸里面是干的，缸底有茶渍。他把缸子拿到走廊尽头的水房洗了一下，接了一杯自来水，放在桌子右上角——跟大学时在图书馆的位置一样。

    上午没人跟他说话。办公室里除了那个中年人还有一个人——女的，三十出头，坐在靠墙那张桌子上不停地翻账本，算盘珠子噼噼啪啪响。中年人在写材料，钢笔在稿纸上沙沙响。

    快下班的时候中年人拿了一沓文件过来。“这是上半年的汇报——你看看格式。明天有个会，你学着记录。“

    建国接过来翻了两页。汇报材料是按固定格式写的——基本情况、主要工作、存在问题、下一步打算。每一页的右下角都盖着粮食局的公章。

    “你是省城大学来的？“中年人多问了一句。

    “是。“

    “哪个系？“

    “政治教育。“

    中年人点了下头，没再问。走回自己座位的时候顺手把窗台上那盆文竹转了个方向。文竹的土已经干裂了，叶子黄了一半。

    中午建国去食堂打了饭——馒头、炒豆角、一碗稀饭。食堂的大姐问他是谁，他说新来的。大姐多打了一勺菜给他。他端着铝饭盒坐在槐树底下的石头上吃，树上的知了叫了一整个中午。

    下午填职工登记表。格子里一项一项的——姓名、性别、出生年月、民族、政治面貌、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籍贯。

    他在“家庭出身“栏写了“农民“。“文化程度“栏写了“大学本科“。“籍贯“栏写了村名。两个格子之间隔了大概一厘米——“农民“和“大学本科“在纸上挨着。他在这一厘米之间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下填。

    填完表交到人事科。人事科的人在表格右上角写了一个编号，放进铁皮柜里。柜门关上的声音在走廊里回了一下。

    宿舍在办公楼后面的一排平房里。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脸盆架。墙上有挂过日历的痕迹——四个钉眼围成一个歪歪扭扭的方形。窗户对着后院，能看见那棵老槐树的树冠和一截矮墙。矮墙外面是县城的街。

    他把铺盖卷解开。被子的叠痕还是七年前的那几道——从家里带到县高中，从县高中带到省城大学，从省城大学带到这里。他把床单铺平，四个角掖进床板下面，手掌在床单上来回压了两遍。然后把枕头放在靠墙的一边，枕巾是娘新缝的那条——白的，蓝边。

    牙缸、毛巾、肥皂盒——在脸盆架上按次序排好。课本捆在床底下，搪瓷缸放在桌上，台灯的绿罩子上擦了一下。

    派遣证从口袋里拿出来，看了一眼，压在枕头底下。

    窗外天已经黑透了。县城的路灯隔很远才一盏，橘黄色的光透过槐树叶子漏进来，在天花板上印了一小片晃动的光斑。街上人少了——偶尔有人推着自行车过去，链条咬着链盒，吱呀吱呀的。远处有一辆货车经过，发动机的声音由远及近，在路口停了一下，又往另一个方向去了。

    建国在床上坐了一会儿。没有关灯——台灯的绿罩子把光窝在一小圈里，桌角以外的墙面都是黑的。窗户开着半扇，外面的空气涌进来——不是省城的气味，也不是村里的气味。是县城的——有槐树的涩、有煤炉未烧透的烟气、有远处粮库里粮食堆久了的那种干燥的甜。

    他伸手关了台灯。黑暗里有几秒钟坐着没动，然后躺下了。眼睛睁着。天花板上的光斑被风吹歪了一点又回来。窗外又有一辆货车经过——不是往省城方向去的声音，是往村里方向去的。发动机声音远了以后，知了又叫了起来。

    他没闭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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