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有人下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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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时候村里没什么人。地里没活了。玉米秆早就砍了，麦苗趴在地上不动弹，土路上的车辙冻得跟石头一样硬。王威每天早上去村委会——不是开会，是算完去年冬天的账。炉子生了火，他把算盘搁在桌上，一笔一笔走，手冻了就搁在炉子上方烘一会儿。算盘珠子凉透了以后碰在手指上发木。
正月的尾巴上出了一件事。
村委会的收音机换了台——以前一直锁在县广播站的频率上，每天播天气预报和农技讲座。那天管广播的老刘没调对，拧到了省台。收音机里一个男声正在念一段新闻。王威蹲在炉子旁边烤手，听见了，没从头听，从中间开始听了一句——“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后面的被电流干扰搅了两秒。
老刘又把台拧回去了。天气预报的熟悉口音响起来——“明天白天，淮北地区，多云转阴，北风二到三级——“
王威把手从炉子上拿开，在裤子上捂了一下。他没问老刘刚才那是什么。他站起来把算盘清了一遍，然后收了账本回家。
二月过完，三月的杨树开始发叶子。
消息是一截一截传进来的。先是镇上赶集的人回来说上面的政策好像松了——“南方那边的讲话“，他们只说这几个字，不说全，因为谁也不知道该不该信。然后村口公告栏上贴了一张通知，是乡里发的，说鼓励乡镇企业发展。通知的纸很薄，浆糊没抹匀，第二天被风掀开了一角，又被人按回去了。
王威从地里回来看见通知了。他站在公告栏前面看了一会儿。“乡镇企业“——他以前没听过这个词。他在嘴边念了一遍，没出声。
三月中旬他去村委会送水渠的账。村长老刘在办公室里跟两个人说话，其中一个是从乡里来的干部，胳膊底下夹着一个黑皮本，说话的时候手在比划。另一个是隔壁村的赵老三，靠墙站着，只带了耳朵。
“叫乡镇企业。“乡里的干部把黑皮本翻开指给村长看。“村里自己办厂，自己卖。农副产品加工也行，砖瓦厂也行。南边已经搞起来了。“
“以前不是不让吗。“村长说。
“现在让了。“
村长把搪瓷缸子搁在桌上。“那政策，明年又变呢。“
乡里的干部说这次不会变，说南巡说的。他说到南巡的时候声音突然大了——不是激动，是那种终于有上级文件撑腰的大声。他说完了，村长没接腔。赵老三从墙上直起身来，“让我回去想一下。“
王威站在门口。他该走了，但他又站了一会儿。乡里干部说的那个词他在公告栏上见过——乡镇企业。
他晚上回到家里把账本翻开了。他把铅笔拿在手里——削得只剩半截的铅笔，拇指在笔杆上来回搓了两下。他把账本翻到背面，在最后一页上写了四个字。
铅笔画在纸上有一点涩。横笔先落，竖笔跟上。“镇“字的结构第一次写的有点散，左边的金字旁和右边的真字中间空了一截。他拿铅笔把间距重新走了一遍——没写新的字，是把“镇“字的架构在脑子里改了。
他把账本合上了。
建国是在课堂上听到的。
政治老师姓周，四十多岁，教了十几年政治课。那天下午他进教室的时候走路比平时快了两步，腋下夹着教案和一张卷着的报纸。他把报纸摊在讲台上——不是往常那种“今天我们来学习“的开头。
“今天不讲课。“他把报纸举起来。“听我说。***同志南巡了。“
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后排有个男生在翻课本，手上突然停了。建国坐在第三排——还是第三排那个位置，入学第一节英语课被点名的位置。他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搁在膝盖上。
周老师说这段话的时候眼睛发光。他说了很多——发展、机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说的都是课本里起着的词但比平时讲得要快。他说到“你们这代人赶上了好时候“的时候把报纸放下，看了一眼教室里的人。教室里没有人动。前排几个城里来的同学在交头接耳，建国左边靠窗的男生拿笔在桌上画了一杠，画完又擦掉了。
建国把老师的话记住了。不是每一句都记住，是记住了“南方“和“机会“，这两个词连在一起对他来说还不太顺——南方的机会，他的家在北方。下课铃响了，周老师把报纸卷好夹在腋下，走到门口突然停了一下。“大家回去想一想。“他说完走了。
走廊里几个男生在议论打工的事。“深圳那边一个月能挣两百多。“有人说了一句。另一个说“那坐火车就得五十“。建国从他们旁边走过去——他听见了，没插嘴。他往宿舍走了。路上他想起去年王威在海龙面前说的“地里今年怎么样“——二百多块钱一个月，王威在磨面和水渠之间来回算，一年下来的结余不够一个月的深圳工资。建国把这个数字记住了，但他不知道这个数字有什么用。
海龙的消息是从信里来的。
表叔跑长途的时候顺路捎回来的——一张纸，信封是汽修铺的公用信封，上面印着铺子的地址。信写得短。海龙说他换了一家修理厂，比原来那家大，修的是小轿车和面包车。“这边两条街过去就是火车站，每天从广东来的货车一溜一溜的，车上下来的人穿的皮鞋。“他说那些人不讲河南话，讲广东话。“我听得懂一句——'过海'——就是去海南。有些人到了省城没停，又继续往南走了。“
他说他现在能独立修化油器的活，能调点火正时。后面说了一句：“这边师傅说，南方修进口车的工资是这里的两倍。“
信的末尾他问建国和王威怎么样。只有这一句，没有更多。
王威是在村口见到那封信的。王威爹把信递给他的时候说“海龙来的“。王威站在槐树底下看完了——冬天槐树叶子落光了，树根凸在土上。他把信叠好，放进口袋里。海龙在省城看到的那些东西——皮鞋、广东话、去海南的人——离王威有多远他算不出来。他只知道海龙在信里问了他和建国怎么样。他想了半天，没想好怎么回。他连怎么写信都没学过。
三月下旬开始有人走了。
先在村口传出来的。孙家老三——小名叫二蛋，比王威大两岁——把行李袋往肩上一甩，说了句“去广州“。他爹站在院门口骂了一句，没拦。他走到村口的时候他娘追了出来，往他手里塞了一个布包——是烙饼。二蛋把烙饼塞进行李袋里，没回头。
村口围了几个人。老槐树还是那个树，树枝光着，树根上坐了一个老人——是看热闹的。王威从地里回来正好碰上了。他扛着锄头，锄刃上的土还没干。二蛋从他旁边走过去的时候脚步很快。
“走了。“二蛋说。
王威在村口站住了。他认识二蛋——小时候在玉米地里一起剥过玉米。二蛋手快，一垄能剥两袋子。秋天收玉米的时候他从垄这头走到那头不带直腰的。现在他背上背的不是玉米袋了——是蛇皮袋，袋子瘪的，只有两件换洗衣服。
二蛋在村口等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拖拉机冒着黑烟往镇上方向去了——镇上才有火车站，有铁轨通向南边。拖拉机拐过桥头就看不见了，黑烟在麦田上面散了。
王威扛着锄头往回走。走到家门口的时候他把锄头靠在墙上——院墙是土垒的，锄把蹭上去的时候掉了一小块干土皮。他把手插进兜里，手指碰到那封海龙的信。信纸已经软了——是他看了太多遍。
他把信掏出来，重新看了一遍。海龙说南方修进口车的工资是省城的两倍。他看完把这句又看了一遍。然后他把信重新叠好，放回口袋里，推门进去了。
晚上他在账本前面坐了很久。算盘没动，珠子全归在左边。他把账本翻到背面，在“乡镇企业“那行下面又写了一行——“二蛋去广州“。字很小，跟他写正账的字一样稳。
他把铅笔搁在本子旁边，去了院子里。
院子里的月亮是白亮的那种。地里的麦苗在月光下是一片灰绿色。远处铁轨的方向没有声音——火车已经走了。王威站在院子里，手还是插在兜里，拇指按在信纸叠好的边上。院墙外面是村里的路，路上没有人。明天天亮了路上还是会有人的——但不是同一些人了。
他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进去，关上门。算盘珠子还在左边，没有一颗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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