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谋攻定局（65） 山城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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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的黄梅天像一口密不透风的蒸锅，扣在嘉陵江与长江交汇的山城之上的热气和水汽组成的锅盖让整座城市暑气、湿气一并升起，让所有人暑热难当，衣服黏答答的粘在身上，顺带也让身处其中的人心情随之提不上劲，总是闷得无处释放。

    蒋介石站在黄山官邸云岫楼的作战室里，背着手，目光凝注在那幅巨大的华南战区地图上。地图上的蓝色箭头代表日军的进攻方向，带着进军路线的行踪痕迹就像几条毒蟒，正从河南、湖北、湖南三个方向同时绞杀过来。六月以来，他几乎没有一夜安眠，眼窝深陷，两颊瘦削，中装领口虽然依旧扣得严整，领圈已经被汗濡湿，但长时间沉浸于深思中，他竟浑然不觉。

    带给他第一重打击的最先是胡宗南的电报。

    灵宝，潼关，第八战区。

    他寄予厚望的胡宗南，那个被党内称为“天子门生第一号“的将领，在日军进逼下竟不战而退。各师擅自撤退，连像样的抵抗都没有，就把豫西的门户敞开在敌人面前。潼关告急的消息传来时，蒋介石把茶杯摔在了地上。瓷片四溅，茶水泼湿了一角地毯，像一滩迅速蔓延的血迹。

    五年来，胡宗南部一直屯驻陕甘，装备优先补给，粮饷从不拖欠，被公认为国民党军的压箱底王牌。这支部队存在的意义，除了守备黄河防线，更有他深埋心底的那层盘算——监视陕北，封锁共区。可如今，日本人只是轻轻一推，这支“精锐“便如沙堡般溃散。什么“借机对付陕北共军“，什么“闪击延安“，全成了泡影。

    “娘希匹！“他低声骂了一句，声音沙哑得连自己都感到陌生。

    若不是史迪威勉强划拨了一批航空燃油，让中美空军的P-40机群冒死轰炸豫西之敌，胡宗南恐怕连反攻的机会都抓不到。空军把日军装甲纵队炸成了火海，胡部这才敢回头收拢残兵，勉强封堵住日军入川的企图。可那终究是勉强。蒋介石站在窗前，望着远处烟雨迷蒙的山峦，感到一种深深的难堪：自己的王牌，竟要靠美国人的飞机来救命。

    月中，滇西传来消息。宋希濂来电，克复龙陵。

    那一刻，蒋介石枯坐数日的脸上终于有了血色。他立即吩咐陈布雷准备新闻稿，指示中央社向盟国发出通稿，宣扬此役为“滇西大捷“，试图以此改观国民政府在国际上的军事萎靡形象。美联社的记者甚至已经拟好了标题：《中国军队反攻取得重大突破》。可通稿墨迹未干，龙陵又丢了。

    中国军队被逐出龙陵的消息像一记耳光，狠狠扇在他脸上。不是战败，而是得而复失；不是力竭，而是溃退。盟国间那些原本就将信将疑的目光，此刻全变成了嘲讽。史迪威在密支那的指挥部里会怎么冷笑？罗斯福在白宫看到简报后会怎样摇头？大英帝国的绅士们怕是又在伦敦的俱乐部里举杯，说着“我早就知道“的风凉话。

    蒋介石一度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两个小时没有见任何人。

    山城的闷热与潮湿和低落的心情淤积在他心头，偏生重庆这天气，没有太阳的时候昏沉沉的，让人展不开眉头，有太阳的时候精光刺眼，没一个时刻是让人心安的。

    他叹了口气，正如他所料，真正的噩梦还在后头。

    长沙。

    那座薛岳守了三次的城市，那座让日军三次铩羽、血流成河的湘北重镇，那座被中外舆论誉为“东方斯大林格勒“的铁城——竟然只守了四天。

    四天。

    当第四军的高级将领们弃城逃遁的消息传来时，蒋介石正在国府路德安里官邸吃午饭。

    听到消息，他愣神了，手悬在半空，久久没有动弹。副官看见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筷子从仿佛已经失去知觉一般的指缝间滑落下来，在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磕碰声。

    “第4军……“他喃喃自语，声音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张德能……李玉堂……“

    军纪败坏，命令废弛。城防工事形同虚设，指挥系统一夜崩溃。

    他在脑海里闪过无数次各种可以描述的词汇，牙齿咬得死紧。

    那些他亲手提拔、亲自训话的将领，在日本人炮弹落下之前就已经收拾好了细软。蒋介石感到一阵剧烈的眩晕，那不是生理的，是精神的——他苦心经营的军事体系，原来早已从内部烂透了。

    痛心。悲愤。至极。

    他猛地站起来，将餐桌上的碗碟一把扫落在地。瓷碗碎裂的声音在餐厅里回荡，刺耳得像一声丧钟。

    谁都知道，长沙一丢，湖南门户大开。洞庭湖平原无险可守，日军可以沿湘江长驱直入，也可以西进威胁湘西，切入四川。整体战局因此变得大坏。更可怕的是政治上的连锁反应——桂系的李济深正在串联两广、西南各省，密谋脱离重庆中央政府，另组自治政府。传闻“薛老虎“薛岳也有参与。薛岳，那个在长沙打了三次胜仗的“老虎“，如今是否也要反噬？

    所幸，日军拿下长沙后并没有直接西进，而是掉头南下，进逼衡阳。

    接到这个情报时，蒋介石靠在椅背上，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闭上眼睛，感到后背的衬衫已经被冷汗浸透。这一轮危机，总算没有更趋恶化。但他的心并没有放下，只是从嗓子眼落回了胸口。

    军事上的节节失利像瘟疫一样蔓延，他已强烈感到党内的人心和空气都不对了。侍从室送来的每日舆情摘编里，暗里明里讽刺他的流言越来越多。政敌们借机造势，那些平日里俯首帖耳的元老们，如今也开始在公开场合“忧国忧民“起来。

    而最让他刺痛的，是傅斯年。

    那个至情至性、急躁刚直、一直对他忠贞不贰的学界领袖，竟然公开明言：“国家亡矣。“

    蒋介石能想象傅斯年说这话时的样子，那张学究气十足的圆脸上满是激愤，眼镜片后的眼睛瞪得滚圆，一口山东口音的官话斩钉截铁。而后，这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所长把自己这个自五四以来搭起的意见领袖人设，在振聋发聩的讲完“国家亡矣”，再无任何有价值的策论，便跑回长江上头宜宾李庄那所偏僻的小院，准备不问世事，只做他的甲骨文学术去了。

    连傅斯年都绝望了。

    蒋介石站在窗前，望着窗外长江上沉沉的夜色。由此可见，社会人心与政治动荡较“九·一八“时更甚。那时是国难，是全国一致的悲愤；如今是溃烂，是从上到下的心灰意冷。中外舆情像两把钝刀，来回切割着他的神经，让他的心情恶劣至极。

    眼下，他唯有指望方先觉。

    第10军。衡阳。

    那是湖南南部最后的屏障，是粤汉铁路与湘桂铁路的交汇点。方先觉是个能打硬仗的将领，第10军也是一支有血性的部队。蒋介石一天之内三次电令方先觉：“死守衡阳，等待援军。“他在电报里写下“不成功，便成仁“，可他自己也知道，援军在哪里？各战区都在溃退，谁还有余力救援？

    他只能等待。等待中美军队攻克缅北密支那，等待驼峰航线的运量增加，等待美国的武器弹药能挽救这危如累卵的战事。唯有如此，才能维系住渐失的军心与民心。

    想到这里，蒋介石的嘴角浮起一丝苦涩，他心底很清楚这种寄望于人的卑微与无奈。

    唯一可欣慰的是，盟军先后在诺曼底与塞班岛实施了登陆作战。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站稳了法国滩头，斯普鲁恩斯在马里亚纳海战大获全胜。轴心国的败象已露，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迎来了转折之机。

    可这些胜利，没有一分一毫是属于他的。

    诺曼底是美国的，塞班岛是美国的，就连缅北战场上孟拱、加迈的接连攻克——那虽然是中国的驻印军打的，但谁都知道，那是美国人史迪威的功劳。是史迪威在兰姆伽练的兵，是史迪威在地图上标的箭头，是史迪威在华盛顿要来的装备。

    蒋介石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他对美国人的依赖不得不再度加深，今后越发难以说得起硬话。此前华莱士副总统来重庆，以近乎施压的口吻要求与中共接触，他迫不得已才松口答应。那感觉像是被人掐住了喉咙，不得不点头。对此，他心里是窝了一肚子气，但又不得不再三权衡，让自己忍住，否则小不忍则乱大谋。

    进入7月后，日军此番大举进攻的战略目标更加显露——不再西进，而是欲南下攻占湘桂铁路，直取桂林、柳州。

    美国那边几次来电，马歇尔、赫尔利，甚至罗斯福本人，都要他务必增强兵力，保护好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那是陈纳德第十四航空队的命根子，是B-29轰炸日本本土的跳板。

    这让蒋介石暂时松了口气，美国人着急的样子让他能够评估出自己的价值，这是他的底牌，美国人需要中国，没有中国的支持，全盘战局如何，谁都不好说。

    他的情报网也证实了这一点：日本人的目标是广西的美军空军基地，攻到桂林、柳州就会止步。日本人要的是打通大陆交通线，要的是摧毁美国人在中国西南的空军网络，而不是深入四川跟他拼个鱼死网破。

    一个阴暗的念头在他心底悄然浮起。

    既然日军是冲着广西去的，那正好。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根基在广西，李济深又在密谋反蒋。让日本人去碰一碰桂系的硬骨头，让战火去烧一烧那些不服中央的地方势力，未尝不是一件……

    他猛地打住了这个念头，仿佛被自己的心思吓了一跳。但那个念头像毒蛇一样盘踞在心底，挥之不去。

    他把心思重新放回衡阳。方先觉的第10军正在血战，每一天的电报都伴随着伤亡数字的飙升。蒋介石知道，衡阳守不住太久，但他需要衡阳为他争取时间——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争取美国援助的到位，争取党内反对声浪的平息。

    同时，他也在反复思索修改今年的七七告全国军民书。

    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七周年。每年的这一天，他都要发表文告，向全国军民宣示抗战到底的决心。可今年，他握着笔，对着白纸，久久无法落墨。

    写什么？

    写长沙的四天沦陷？写龙陵的得而复失？写胡宗南的不战而退？写党内同志的离心离德？

    不。

    不管现在他脑海如何乱成一团，世局如乱麻，但他必须给与民众以写希望。他想到了盟军的胜利，是不是写诺曼底，写塞班岛，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光明前景？写中国军人的牺牲不会白费？写只要坚持到最后，中国必将成为世界强国之一？

    可那些字句在他笔下显得如此苍白。

    他知道，这篇文告发出去，街头巷尾的人会怎样议论。那些流亡到重庆的文人，那些在茶馆里泡着廉价沱茶的市民，那些从前线溃退下来的伤兵，他们会相信吗？

    蒋介石放下笔，走到窗前。山城已经入夜，江面上漂浮着几点渔火，像濒死者最后的目光。德安里街外远处传来更夫的梆子声，一下，又一下，敲在这座城市腐朽的骨架上。

    他忽然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孤独。

    在这个决定着中国命运的夏天，在这个世界大势转折的1944年，他——国民革命军的最高统帅，中华民国的领袖——却像一个被围困在孤城里的老兵，四面楚歌，内外交困。

    而唯一的指望，竟是一个叫方先觉的军长，和一座叫衡阳的孤城。

    窗外，一只夜枭发出凄厉的叫声，划过闷热的夜空。蒋介石没有回头。他重新坐回书桌前，提起笔，在七七告全国军民书的开头，写下了第一句话：

    “全国军民公鉴：七年前的今夜，卢沟桥的枪声……“

    灯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在墙上，像一柄弯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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