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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地狱中的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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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陷落后,战火如决堤洪水般向西蔓延。

    1937年11月底,刻律德拉站在法租界公寓的窗前,看着难民如潮水般涌过苏州河上的桥梁。他们拖家带口,背着简单的行李,脸上是麻木与恐惧交织的表情。这些从闸北、虹口、南市逃出来的人,现在又要继续西逃——因为日军的下一个目标,是南京。

    “他们要去哪里?”卖花的小姑娘问刻律德拉。小女孩一家现在还住在刻律德拉的公寓里,父亲已经确认阵亡,母亲靠给人洗衣勉强维持。

    “西边,更西边。”刻律德拉回答,“汉口,重庆……直到找到安全的地方。”

    “哪里安全?”

    刻律德拉无法回答。她知道,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此刻几乎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

    国民政府已宣布迁都重庆,但军事委员会仍在南京组织保卫战。然而前期淞沪会战的惨败消耗了太多精锐部队,上海至南京间几乎无险可守——长江·三角洲平原坦荡如砥,日军机械化部队可以长驱直入。

    12月初,刻律德拉决定前往南京。作为记者,她需要记录这场即将到来的首都保卫战;作为经历过一战和西班牙内战的老兵,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太危险了。”陈先生劝她,“南京很可能守不住。日军一旦破城,后果不堪设想。”

    “正因如此,才需要有人见证。”刻律德拉平静地整理行装,“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世界需要知道真相。”

    她带着两架相机、充足的胶卷、笔记本、急救包,以及最重要的——多本不同国籍的护照。意大利护照(法西斯政权下发的)、德国护照(汉斯帮她弄的假证件)、瑞士护照(通过红十字会渠道获得)、中国记者证(陈先生帮忙办理)。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多重身份是保护伞也是武器。

    12月5日,刻律德拉抵达南京。

    城市已进入战时状态。街道上到处是沙包工事、铁丝网、标语。军队在调动,市民在撤离。国立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等高校正在装箱搬运图书仪器,准备西迁。政府机关更是早在11月就开始分批转移。

    刻律德拉在鼓楼附近租了一间小屋,房东是位老教授,正准备去汉口。“这房子你随便住,只求一件事——如果日本人打进来,别让这屋子被糟蹋得太厉害。我书房里的书……都是我一辈子的心血。”

    刻律德拉答应会尽力保护。但她知道,在战争的洪流中,个人的承诺如此渺小。

    接下来的日子里,她目睹了南京保卫战的最后准备。城防司令唐生智宣称“与南京共存亡”,下令烧毁长江上所有船只,断绝退路。但刻律德拉在军事观察中看到了问题:

    防御工事仓促简陋,许多地段只是象征性的街垒;军队混杂——中央军、广东军、川军、东北军残部,指挥系统混乱;弹药储备不足,许多士兵每人只有几十发子弹;最致命的是,士气低落。从上海败退下来的部队疲惫不堪,新补充的士兵缺乏训练。

    12月9日,日军兵临城下。刻律德**上中华门城楼,看到远处地平线上扬起的尘土——那是日军坦克和炮兵部队。

    一个年轻的中国军官——看起来不到三十岁,佩戴教导总队臂章——递给她望远镜:

    “看,雨花台方向。八十八师在那里。”

    刻律德拉调整焦距。雨花台是南京南郊的制高点,战略位置关键。她看到中国士兵在匆忙加固阵地,但工事薄弱,缺乏反坦克武器。

    “守得住吗?”她问。

    军官苦笑:“守不住也得守。这里是南京。”

    接下来的三天,刻律德拉在城内外穿梭,记录这场注定失败的保卫战。她看到雨花台的惨烈争夺——八十八师这支在四行仓库创造过奇迹的部队,如今在开阔地带面对日军优势火力。士兵成片倒下,阵地反复易手。

    12月13日,雨花台失守。八十八师剩余精锐几乎全军覆没,师长孙元良失踪。教导总队也在紫金山血战数日后撤退。

    刻律德拉的战场敏感让她意识到:防线崩溃了。

    那天下午,她看到令人心寒的景象:一些中国部队开始无序撤退,军官失去对部队的控制。更糟糕的是,许多士兵脱掉军装,混入平民中逃跑——这本是求生本能,但在军事纪律上意味着彻底崩溃。

    傍晚,刻律德拉回到住处。老教授的书房还保持着原样,书架上的典籍整齐排列,仿佛战争从未发生。但这种平静是假象。

    晚上八点,她打开收音机——一台老式的飞歌牌收音机,还能收到短波。旋钮转动,杂音中传来断断续续的广播:

    “中央社消息……国际红十字会已确认,日本军队于12月13日晚八时进入南京……中华门失守……守军正在城内继续抵抗……”

    刻律德拉的手停在旋钮上。她的心脏几乎停跳。

    “妈的!”她猛地站起来,收音机被带倒在地上,发出刺耳的杂音,“南京的守军在干什么!放敌人进首都,什么后果没有想过吗!”

    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她太知道敌军攻破首都意味着什么——无论是金兵攻陷汴京,还是明军攻克大都,或是奥斯曼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亦或李自成攻陷北京……每一个都预示着一个国家的灭亡,以及伴随而来的浩劫。

    而这次,攻入南京的是日本军队。一支在上海已经展现残暴的军队,一支在军国主义教育下将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的军队。

    几十万来不及撤离的难民。刻律德拉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

    突然,她有了一个主意。

    12月14日,南京沦陷第二天。

    刻律德拉换上最正式的西装——黑色呢料,白衬衫,打领带。她仔细梳理头发,戴上眼镜,让自己看起来像个严肃的外交官或学者。

    然后她去了德国大使馆。

    使馆区相对平静,纳粹德国的卍字旗在寒风中飘扬。刻律德拉出示了汉斯给她的伪造证件——证明她是“德意文化交流协会”成员,有法西斯党背景。

    接待她的德国外交官叫拉贝,一个五十多岁、面容严肃的男人。他正在组织“南京国际安全区”——在城内划出一片区域,收容难民,理论上受国际保护。

    “我需要帮助。”刻律德拉开门见山,“以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的身份,在安全区工作。日本军队不敢得罪德国盟友,这个身份可以保护更多人。”

    拉贝审视着她:“你是意大利人,为什么关心中国人?”

    “我反对的是暴行,不论受害者是谁。”刻律德拉回答,“我在西班牙见过法西斯军队的暴行,知道会发生什么。南京需要见证者,也需要保护者。”

    拉贝沉默片刻,最终点头:“安全区需要所有人手。特别是……有勇气面对日军的人。”

    接着,刻律德拉去了意大利大使馆。她用流利的意大利语和法西斯党证获得了官方认可——一份证明她是“意大利侨民保护专员”的文件。

    当她拿着德国和意大利的双重“护身符”回到安全区时,看到了人间地狱的序幕。

    安全区设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机构内,理论上受国际法保护。但日军根本无视这些。刻律德拉亲眼看到:

    一队日本士兵闯入安全区,抓走几十名青壮年男子,声称要“甄别中国士兵”。那些男人再也没有回来。

    几个日本兵在街上随意射杀平民,理由仅仅是“他们看了我一眼”。

    最令人发指的是对妇女的暴行。刻律德拉看到一个女学生被拖出难民队伍,她的母亲跪地哀求,被枪托砸晕。

    “住手!”刻律德拉冲过去,用日语喊道,“这里是国际安全区!受德国和意大利保护!”

    日本士兵愣住了。刻律德拉迅速出示证件,指着上面的卍字徽和法西斯束棒标志:

    “我是德国和意大利的侨民保护专员。你们的行为会被记录并报告给东京和大使馆!”

    士兵们犹豫了。他们接到的命令是“随意处置”,但没说要得罪盟友。最终他们骂骂咧咧地离开,女学生得救了。

    但这样的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安全区只有二十几个外国志愿者,要保护二十多万难民,根本顾不过来。

    12月15日夜,更严重的事件发生了。

    一队日军强行闯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主要收容妇女儿童。他们用手电筒照射睡在地上的难民,挑选年轻女性拖走。

    安全区委员会的美籍委员明妮·魏特琳女士拼命阻拦,被推倒在地。日军已经失控。

    这时,刻律德拉带着两个人出现了。

    一个是日本老妇人——山田医生,她在上海救过中国士兵,现在也来到南京安全区帮忙。另一个是德国青年汉斯——刻律德拉在一战圣诞节停战时认识的德国老兵,现在是德国商社代表,自愿留在南京。

    “住手!”山田医生用日语喝道,声音虽老但威严,“你们在干什么!”

    日本士兵回头,看到是一个日本老妇人,更加嚣张:

    “老太婆,滚开!我们在执行任务!”

    “执行什么任务?强奸妇女的任务?”山田医生走上前,毫不畏惧,“我是帝国公民!你们的长官是谁?我要向他报告!”

    士兵们愣住了。他们没想到会在南京遇到一个敢指责他们的日本侨民。

    刻律德拉接着开口,用流利的日语夹杂着最肮脏的骂人话——这是她在东京时从反战人士那里学来的:

    “混蛋!下三滥的野蛮东西!你们就是这样为天皇效忠的吗?强奸妇女,屠杀平民,这就是所谓的‘圣战’?简直丢尽日本人的脸!”

    汉斯也站出来,用德语和生硬的日语说:

    “我是德国公民。这位是意大利公民。你们的行为已经被记录。如果你们不想引发国际纠纷,立刻离开!”

    三方施压:日本老妇人(同胞的道德谴责)、刻律德拉(盟友官员的正式抗议)、汉斯(德国代表的威胁)。日本士兵们犹豫了。

    带队的军官终于出现。他是个中尉,脸色阴沉:

    “诸位,我们在搜查中国士兵。请配合。”

    “搜查士兵需要抓妇女吗?”山田医生冷笑,“你们所谓的胜利就是践踏生命?你们这群马鹿野郎(笨蛋)!我儿子就在打日本鬼子的队伍里服役,我怕你们!”

    最后这句话震撼了所有人。难民中有人认出了山田医生——那个在上海帮助过很多中国人的日本医生。有人惊呼:

    “山田医生,快回来吧!他们会杀害你的!”

    老妇人淡然一笑:

    “我儿子在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服役,我怕他们?”她特意强调了“打鬼子”三个字,用中文说的,所有人都听懂了。

    日军军官的脸色变了又变。最终,他挥手:“撤退。”

    士兵们不满地嘟囔着离开。女学生们抱在一起哭泣,魏特琳女士赶紧安抚她们。

    事后,刻律德拉问山田医生:“您儿子真的在抗日队伍里?”

    老妇人点头,眼中含泪:“他是中日混血,在上海出生。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他参加了新四军。我不知道他现在是死是活……但我知道,如果他还活着,他会为我今晚的行为骄傲。”

    汉斯拍拍刻律德拉的肩膀:“1917年圣诞节,你跟我学跳舞。那时我们是对手,但都知道战争是愚蠢的。现在,我们站在同一边——人性的这一边。”

    然而,这样的胜利只是黑暗中的零星火花。

    接下来的日子里,南京变成了真正的人间地狱。刻律德拉强迫自己记录一切,即使每晚都会做噩梦:

    她看到长江边成千上万的尸体,江水染红;

    她听到从军营里传来的持续不断的惨叫声;

    她闻到城市各处焚烧尸体的焦臭味;

    她记录下一个个幸存者的证言:集体屠杀、活埋、火烧、犬噬……

    最让她心痛的是孩子们。许多孩子失去了所有亲人,眼神空洞地游荡在废墟中。安全区设立了儿童收容所,但食物短缺,药品匮乏,许多孩子还是在寒冷和疾病中死去。

    刻律德拉尽己所能地帮助。她用意大利和德国身份从日军那里“征用”粮食和药品;她组织妇女儿童隐蔽在更安全的建筑里;她甚至偷偷拍摄了大量照片——这是极其危险的,如果被发现必死无疑。

    12月20日,她拍下了最震撼的一组照片:在金陵大学校园里,几百个难民跪在地上,向拉贝等外国志愿者磕头感谢。一个老人说:“你们是我们的活菩萨。”

    刻律德拉在当晚的日记里写道:“我不是菩萨,我只是个无能为力的见证者。我救了十几个人,但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人死去。这种无力感会伴随我一生。”

    12月底,刻律德拉的身份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

    有汉奸报告:那个“意大利侨民保护专员”实际上是反法西斯者,曾在西班牙国际纵队作战,还在上海帮助过中国军队。

    日本宪兵队开始调查。拉贝和汉斯警告刻律德拉必须离开。

    “现在走,还能活着。再晚就来不及了。”汉斯说,“我会安排你去上海。”

    “但这些难民……”

    “我们会继续保护。”拉贝承诺,“你已经做了你能做的一切。现在,保存自己,才能在未来做更多。”

    刻律德拉知道这是理智的选择。但她看着安全区里那些依赖她的难民——特别是孩子们——心如刀割。

    最后,她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通过地下党和军统的渠道,秘密离开南京。这样既可以保全自己,也不连累安全区委员会。

    离别前夜,她去看望那些孩子。一个小女孩——大约七岁,父母都死在屠杀中——拉着她的手:“阿姨,你要走了吗?”

    “嗯,阿姨要去别的地方。”

    “还会回来吗?”

    刻律德拉蹲下,抱住女孩:“等战争结束了,阿姨一定回来看你。你要好好活下去,长大,读书,看看和平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女孩似懂非懂地点头。

    第二天凌晨,刻律德拉化装成农村妇女,跟着一队伪装成难民的军统特工离开南京。他们走小路,避开日军检查站,历经艰险,终于在1938年1月初回到上海租界。

    回到熟悉的公寓,刻律德拉却感觉恍如隔世。

    卖花小姑娘一家还在,教师一家搬去了汉口,渔民家庭回了浦东(那里现在被日军控制)。公寓里空了许多,但她的心被南京的记忆填满,沉重得无法呼吸。

    她开始整理在南京拍摄的照片和记录。胶卷需要秘密冲洗,文字需要加密保存。这些都是未来的证据——如果还有未来的话。

    从报纸上,她看到战争在继续:

    日军在南京扶植了伪“维新政府”,但毫无威信;

    徐州会战即将开始,日军南北对进,意图夺取这个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的交汇点;

    在山西,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

    在武汉,国民政府重新组织防线;

    在国际上,德国承认伪“满洲国”,意大利跟随,但英美等国仍持保留态度。

    1938年2月,刻律德拉在日记里写下了长篇反思:

    “1937年底,我在南京见证了人间地狱与地狱中的光。

    地狱是日军的暴行——那已经超出了战争的范畴,是系统性的、有组织的屠杀和摧残。我见过一战战壕里的残酷,见过西班牙内战的惨烈,但南京……那是另一种维度的人类邪恶。我连续做噩梦,梦见那些死者的眼睛,梦见孩子们的哭声。这个心理创伤很可能伴我一生。

    但地狱中也有光:拉贝、魏特琳、汉斯等外国志愿者冒着生命危险保护难民;山田医生作为日本人却站在正义一边;无数中国普通人互相帮助,在绝境中保持人性;甚至一些日本士兵私下里表达对暴行的厌恶甚至偷偷脱离队伍(虽然他们不敢公开反抗)。

    这些微光无法照亮整个地狱,但至少证明:人性没有完全泯灭。

    1938年春,战争进入新阶段。日军南北并进,意图夺取兵家必争之地——徐州。这又将是一场大战。

    从军事角度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或许能打出比第二战区忻口会战好看一点的战绩。我推测,战斗的最激烈点在台儿庄,也就是藤县的南边。那里地势相对有利防守,而且中国军队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

    但前期山东的韩复榘能否守住泰安和淄博,是未知数。这位‘韩**’在日军南下时就避战自保,放弃济南,导致山东门户大开。如果徐州会战重蹈覆辙,后果不堪设想。

    国际形势也在变化。德国吞并奥地利(1938年3月),欧洲战争的风险增加。如果欧洲爆发大战,日本在亚洲的行动将更加肆无忌惮。

    反法西斯斗争在全球各个战场都处于劣势。但我在南京明白了一件事:即使处于绝对劣势,即使面对的是地狱,也要抵抗。因为不抵抗,就连那一点点人性之光都会熄灭。

    山田医生说:‘作为一个还有良知的日本人,我应该站在公理和正义一边。’这句话适用于所有人。不论国籍、种族、信仰,在暴行面前,只有两个选择:成为帮凶,或成为抵抗者。

    我选择后者。即使只能救一个人,即使只能记录一个真相,即使最终可能失败。

    因为,在地狱中守护微光,本身就是对黑暗最有力的反击。”

    写到这里,刻律德拉停下笔。窗外是上海租界的夜晚,相对宁静,但远处仍有日军巡逻队的脚步声。她知道,这份宁静是脆弱的,暂时的。

    她打开抽屉,取出在南京拍摄的照片底片。在昏暗的红光下(暗房安全灯),那些定格的地狱景象依然触目惊心。但她小心保存它们——这些是未来的种子,真相的种子。

    总有一天,战争会结束。总有一天,这些证据会公之于世。总有一天,施暴者会被审判,受害者会被铭记。

    而她要活到那一天。

    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见证:见证黑暗,也见证黑暗中那些不灭的微光。

    她想起离开南京时那个小女孩的眼睛。她要活下去,为了有一天能回去,告诉那个孩子:你看,战争结束了,和平真的来了。

    虽然此刻,和平还遥不可及。

    虽然此刻,世界还在燃烧。

    但守护者,永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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