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二十五章 我不是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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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纸从我手中滑落，落在地上。我站在那间布满灰尘的档案室里，手里攥着那张照片，眼眶滚烫。
“妈——”这个字从喉咙里挤出来，带着二十多年的重量，砸在地上，砸在那张泛黄的信纸上。
我弯下腰，把信纸捡起来，折好，连同那张照片一起放进口袋。然后我重新扫视这间档案室——母亲既然把信藏在这里，就不可能只留一封信。她一定还留下了别的东西。
我打开手机的手电筒，开始仔细检查档案室的每一个角落。文件柜、墙壁、地板——任何可能有夹层的地方我都敲了一遍。当我敲到靠窗那面墙的时候，声音不对了——那块墙板后面是空的。
我用手肘猛地一撞，墙板碎裂开来，露出后面一个大约半米深的暗格。
暗格里放着一个黑色的手提箱。
手提箱不大，大约四十厘米长、三十厘米宽，表面覆盖着一层薄灰，锁扣是老式的密码锁——三位数。我试了几个组合，都不对。我盯着密码锁，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数字——9360。那是四位数，这个锁只有三位。
那会是什么？
我想起母亲写给我的那封信，日期是1995年8月23日。我试着拨了823——咔嗒一声，锁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掀开箱盖。
手提箱里装着的是一沓文件，最上面是一张折叠起来的泛黄报纸——1994年7月14日的《县城晚报》。头版头条印着一行大字：“县医院婴儿失踪案告破，嫌犯系内部人员。”
我拿起那张报纸，展开来看。报道的内容大致是：县医院妇产科在1994年6月连续发生了三起婴儿失踪案，警方调查后锁定了一名值班护士，该护士承认了罪行，被判刑十五年。报道的角落里有一张照片——那个护士被押上警车时的画面。照片上的女人低着头，头发遮住了大半张脸，但她的身形和侧脸轮廓，让我觉得莫名眼熟。
我翻到报纸背面，看到了一行手写的字：“这不是真相。她替我顶了罪。”
是母亲的笔迹。
我放下报纸，翻看手提箱里的其他文件。大部分是实验记录和数据表格，我看不太懂那些专业术语和公式，但文件最后的几页——是一份手写的名单。
名单上列着六个名字。
第一个是“李小宝”。
第二个是“陈小花”。
第三个是“张晓峰”。
第四个是“刘丽”。
第五个是“沈逸”。
第六个是空白的——只有一行标注：“待定——目标对象尚未成熟。”
这份名单和我在县医院地下看到的那份一模一样，但这里多了一行字，写在名单的末尾：“这些孩子，都是从婴儿失踪案中‘获取’的实验对象。我不是主谋，但我是帮凶。我没有勇气揭发他，只能把这些记录下来，等有一天——有人能找到真相。”
那个“他”是谁，不言自明。
我合上手提箱，把它夹在腋下，准备离开。但就在我转身的一瞬间，手电筒的光扫过档案室门口——那里站着一个人。
一个女人。
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塑。光线太暗，我看不清她的脸，但她的身形很瘦，手臂垂在身体两侧，手指微微蜷曲着。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手电筒的光定在她脸上——那是一张苍白的、几乎没有血色的脸。她的眼眶深陷，嘴唇干裂，看起来像是很久没有喝水了，但她的眼睛是睁着的，而且是——在看着我。
不是活人的那种注视。
是更加空洞、更加冷漠的凝视。
“你是谁？”我稳住声音，问了一句。
她没回答。
她的手抬起来，指向走廊的尽头——那是通向三楼的方向。
然后她转身，一步一步地走上楼梯，脚步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笃、笃、笃——像是一台老旧的节拍器，机械而平稳。
我一咬牙，跟了上去。
我跟着她上了三楼，跟着她穿过一条更加破败的走廊，跟着她停在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前。她推开那扇门，侧身站在门边，像是在等我进去。
我犹豫了两秒，还是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办公室。比楼下那间档案室要整洁得多，虽然也落满了灰尘，但所有的东西都摆放得井井有条。办公桌上放着一盏老式台灯，桌面上摊开着一本笔记本，笔记本上写满了字。
我走到桌前，低头看那本笔记本。
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我看到了一行字，字迹和母亲信上的一模一样：
“沈逸，如果你看到这里——那说明，我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我在等你。”
我猛地回头——门口那个女人，已经不见了。
我冲到门口，走廊里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走廊里，手里攥着那本笔记本，心脏砰砰直跳。
那个“女人”——是谁？
还是说——那根本不是什么女人？
不，我亲眼看到了。她指了路，带我走到了这间办公室。
她是母亲留在这儿的“最后一枚棋子”？
还是别的什么？
我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无比确定——
我所经历的这一切，都不是意外。
每一步，都有人在背后引导我。
而我，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那张棋盘的最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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